核心提要：面對貧困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扶貧論述，形成了科學的扶貧思想體系。習近平扶貧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豐富的時代價值，對指導農發行扶貧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2020年是全國脫貧的收官之年，深入研習習近平扶貧思想，對農業政策性金融繼續打好脫貧攻堅戰，總結好扶貧經驗，鞏固好脫貧成果十分重要。因此，本文將從習近平扶貧思想的歷史淵源、時代價值等方面展開探討，進一步闡釋習近平扶貧思想的內涵和外延，為推進農業政策性金融更好開展扶貧實踐提供借鑒參考。

一、習近平扶貧思想的歷史淵源。

對習近平扶貧思想進行溯源，可以全面認識習近平扶貧思想的形成過程，從而更加準確把握其扶貧思想的精神實質。綜觀習近平扶貧論述，我們認為習近平扶貧思想的形成淵源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以馬克思主義反貧思想為重要理論基點。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在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度下，“工人降低為商品，而且降低為最賤的商品;工人的貧困同他的生產的影響和規模成反比”，馬克思認為工人淪為商品后，生產的產品越多，其貧困程度愈深，只有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才能使得工人階級擺脫貧困。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指出，“貧困是現代社會制度的必然結果，離開這一點，只能找到貧窮的某種表現形式的原因”，恩格斯認為貧困最根本的原因來自于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思主要經典作家從改變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角度，對貧困問題進行了剖析，習近平繼承了他們從制度層面，闡釋貧困根源和解決貧困方式的思想，他多次指出只有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才能消除貧困；只有發揮中國制度優勢，才能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以此觀之，馬克思經典作家圍繞制度因素，論述貧困根源、指明反貧路徑，與習近平對制度與貧困關系的認識基本一致，馬克思主義反貧思想因此也成為習近平扶貧思想的重要理論基點。

（二）從中國古代“民本”思想中汲取養分。長期以來，中華民族形成了改善民生、扶危濟困的政治文化傳統，如《論語·季氏》中道：“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等，其都體現了中國古代的“民本”“拒貧”思想，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從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精髓，其中就包含了民本拒貧思想。習近平多次說到，“天下順治在民富”“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等，不僅蘊含著習近平對民本拒貧問題的基本看法，也體現了他對傳統政治思想精華的汲取。

（三）對中國共產黨歷代領導人扶貧思想的繼承發展。中共歷代領導人曾帶領全國人民進行了反貧困斗爭，形成了豐富的扶貧理論。毛澤東的扶貧思想是與土地問題緊密關聯的，“目前我們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們極力做政治斗爭，期于徹底推翻地主權力。并隨即開始經濟斗爭，期于根本解決貧農的土地及其他經濟問題。”，在特定歷史時期，毛澤東認為解決土地問題是農民擺脫貧困的關鍵。鄧小平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論斷，以群眾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為導向，極大推動了中國減貧事業發展；江澤民提出“堅持開發式扶貧、堅持科技先行、堅持正確領導、堅持因地制宜、堅持可持續發展等“五個堅持”；胡錦濤指出扶貧開發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項歷史任務等。習近平作為新一代中國領導人，歷代領導人扶貧思想必然對其有所影響，為其扶貧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創造了條件。

（四）青年時期農村工作經歷的影響。習近平曾在梁家河當了七年知青，他回憶當時說：“我很期盼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讓鄉親們飽餐一頓肉，并且今后能夠經常吃肉。”習近平親歷了農村的貧困面貌，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樸素愿望，彼時成為他帶領人民“擺脫貧困”志向的起點。在《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我們看到，當時他和群眾一起修路鑿井、打壩淤地、組建廠房，為當地修建了第一口沼氣池，并興辦了代銷點、鐵業社、磨坊等產業。他道：“我一直在跟扶貧打交道，我就是從貧困窩子里走出來的。”青年時期經歷，使習近平充分了解到了基層的貧困現狀，為習近平扶貧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習近平扶貧思想的時代價值。

習近平扶貧思想是習近平對我國扶貧開發實踐的科學認識，具有鮮明的時代價值。

（一）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反貧理論。習近平從中國扶貧現狀出發，提出了“精準扶貧”概念，相較“大水漫灌”式的粗放扶貧模式，精準扶貧更加合乎人民意愿，更加遵循客觀規律，在理論上更具真理性，在實踐上更具可行性。通過精準扶貧，能有效解決社會發展過程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精準”扶貧是習近平扶貧思想活的靈魂，是習近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觀的具體運用，這既是對馬克思主要“共同富裕”思想的繼承，也對反貧過程中面臨問題提出了有效的解決辦法，精準扶貧思想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反貧思想寶庫。

（二）為我國脫貧攻堅提供了行動指南。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扶貧思想的指導下，我國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其一，我國脫貧攻堅目標任務接近完成。全國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減到2019年年底的551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降至0.6%，區域性整體貧困基本得到解決。其二，貧困群眾收入水平大幅提高。2013年到2019年，貧困縣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79萬元增加到11567萬元，貧困群眾“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總體得到解決。其三，我國貧困地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很多貧困地區呈現出新的發展局面，產業扶貧、旅游扶貧產業發展動力競相涌流，貧困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日趨完善。習近平扶貧思想已被證明是新時代我國脫貧工作中有效的行動指南。

（三）為世界反貧實踐提供中國經驗。貧困問題在世界上普遍存在，中國現代化建設起步較晚，客觀來看，貧困治理存在艱巨、復雜性，但近年來，在習近平扶貧思想的指導下，中國脫貧成就顯著，這既彰顯了習近平扶貧思想的科學性，也為世界反貧實踐提供了參考樣本，同時，習近平扶貧論述中如“弱鳥先飛”“內源發展”“精準扶貧”等思想，也具有很強的普適性，對其他國家的貧困治理工作具有參考價值，特別是在保證扶貧成效方面，將為全球貧困治理貢獻中國智慧。

三、以習近平扶貧思想指導農發行扶貧實踐。

習近平扶貧思想具有深厚的淵源、鮮明的品格和獨特的價值，當前，我國脫貧攻堅戰進入收官期，農發行作為扶貧主力軍，應進一步以習近平扶貧思想為指導，發揮自身優勢，不斷將農業政策性金融扶貧實踐推向深入。

（一）堅持以習近平扶貧思想凝心聚力。一是從講政治的維度認識扶貧工作。如期實現全國脫貧，是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對全國人民的莊嚴承諾，農發行要以維護“核心”的高度，以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高度，以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高度，持續推進習近平扶貧思想在農業政策性金融領域落地生根。二是要強化農發行的扶貧使命感。農發行是補短板的銀行，扶貧是農發行的應盡之責，全行要牢記習近平扶貧思想核心要義，將習近平扶貧思想根植于農發人的精神血脈。三是充分認識到扶貧工作的持久性。中國絕對貧困即將被消滅，但并不意味著扶貧工作的結束，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相對貧困問題仍將長期存在，需要我們繼續以習近平扶貧思想為指導，凝心聚力，充分發農發行政策性職能作用。

（二）堅持“扶志”和“扶智”相結合。歷覽中外，脫貧方式非止一途，然而無論個人脫貧，還是解決區域性貧困問題，最終都要回歸到“志”和“智”上來，即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因而，一方面要激勵貧困者的脫貧志向。我們在咸寧市通城縣調研時了解到，通城縣農發行在對接扶貧項目時，將相關部門和當地群眾的脫貧志氣和意愿也作為項目調查的內容之一，在信貸支持上樹立“扶志”導向，引導貧困群體，利用農發行支持的扶貧項目平臺，自立更生，目前當地政策性金融助力扶貧開發，已取得良好效果。另一方面“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農發行還要積極“扶智”，在金融支持上再發力，加大對貧困地區的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支持力度，提升貧困人群生存技能，阻斷“貧困基因”的代際遺傳。

（三）堅持精準對接扶貧融資需求。“扶貧開發推進到今天這樣的程度，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農發行作為補短板的銀行，精準對接扶貧需求是扶貧開發的關鍵。一是要繼續圍繞國家脫貧政策、區域發展戰略，地方建設規劃，重點支持經濟相對落后位置，相對貧困地區發展，為打贏脫貧攻堅戰，鞏固好脫貧成果不斷精準注入“金融活水”。二是靶向發力，推動經濟落后地區，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等扶貧信貸業務。三是重點支持產業扶貧。產業扶貧作為“造血”工程，相較其他扶貧支持領域，農發行投入力度還有待加大，需要進一步破除思想藩籬，完善產業扶貧信貸政策，建立科學的獎懲機制，合理把控風險，解決好“不能貸、不愿貸、不敢貸”問題。

（四）奮力續寫“鄉村振興”新篇章。鄉村振興與扶貧工作高度重合，都是旨在解決“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助力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是農發行的使命所系。農發行要繼續以習近平扶貧思想為指導，將服務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扶貧后續工作的新戰場，作為鞏固脫貧成效的強抓手，創新金融服務方式，在重點民生方向，社會短板領域精準發力，不斷提高信貸支持的力度和質量，將農業政策性金融扶貧實踐推向深入。

（董錦銘　夏志強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咸寧市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