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社會影響最深的一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這不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對基層治理的重大考驗。在疫情防控過程中，新型治理體系不斷構建、多元治理主體積極主動參與、信息化治理技術不斷運用發展的新變化給基層治理帶來新發展，但同時也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

筆者以為，針對基層治理存在的短板和不足，應該從主體、組織、制度、技術等方面建立健全協同機制，推動形成后疫情時代基層治理現代化路徑。

一是建立主體協同機制。在基層治理現代化中，主體協同是指從縱向、橫向和斜向三個維度協調整合各級資源，讓各級政府部門在各盡其責中相互協調配合，形成合力推進基層治理。縱向協同是指包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地方各級政府之間及與其所轄部門之間的協同關系；橫向協同是指同一層級但不存在隸屬關系的政府之間、同一政府內部不同部門之間的協同關系；斜向協同是指處于不同層次且無隸屬關系的政府及部門之間的協作關系。縱向協同更加側重在整個國家系統層面統一步調，自上而下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而橫向協同則是在上級的部署下，動員各部門共同治理，斜向協同則進一步連接了縱向和橫向協同關系中的節點，在基層治理中形成了一張關系緊密的協同治理網。

二是建立組織協同機制。社會是由各個組織集結而成，需要各個組織之間相互協同、合作、聯動共同治理。第一類組織是社區，是社會的基本組成單元，也是基層社會管理的細胞和最基礎的環節。第二類組織是企業，是經濟社會生活中以營利為目的、人類進行經濟活動的基層組織形式，其中以家政服務、物業管理等服務類企業為代表參與到基層治理中。第三類組織主體是以協會、行會、商會等形式存在的社會組織，是介于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一種組織形態，具有非營利性、公益性和志愿性等特點。第四類組織主體是社會公眾，其既是社會治理的對象，也是基層治理的主體。在基層治理現代化過程中，既要政府發揮統一組織和管理的功能，又要各類社會組織發揮調動社會資源的靈活性優勢，形成政府—社區—社會公眾、社區—社會組織—企業—社會公眾等三方、四方協同的網絡狀合作關系，做到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又做到相互配合，構建科學高效的基層治理模式，實現治理現代化轉型。

三是建立制度協同機制。基層治理現代化既要遵循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也要從制度供給角度明確治理邏輯，形成“契約化治理”。建立基層治理現代化制度，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制度，完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健全完善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制度，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分類推進應急管理、公共衛生等領域管理體制改革，實現行政服務、市場服務、社會服務的對接和整合。同時要發揮講究誠信、村規民約等“非正式制度”的導向、激勵、約束等社會治理功能，彌補正式制度的不足，共同作用于人們的生產生活，規范治理主體和治理對象的行為，實現治理有序化。

四是建立技術協同機制。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和互聯網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大數據、5G、區塊鏈等信息技術極大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在技術賦能基層治理現代化過程中，要加快智能化基層設施建設，暢通政務、醫療、教育、交通、監管等公共職能協同渠道，構建深層次、全方位、多領域的數字化治理系統，不斷拓展基層治理新空間。同時，加快推進治理技術和服務體系的融合，重構以公眾為中心的治理理念，實現以多元化主體服務多樣化公眾，以智能化方式實現精準化服務。

?（中央民族大學理學院?徐蔚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