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家林文化遺址命名的“堯”與“瑤”錯位的思考 ——兼論通城古瑤文化的歷史定位

來源：咸寧網時間：2026-02-21 14:56

一、問題的提出：一個地名引發的歷史疑云

位于湖北省通城縣麥市鎮陳段村的堯家林文化遺址，自1982年發現以來，一直被學界視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處重要遺存，并被賦予“咸寧城市文明之根”的地位。然而，當我們拂去考古報告的塵埃，走進當地的地理命名體系，一個令人深思的疑問浮出水面：這座遺址所在的通城縣麥市鎮陳段村“堯家林”，原名實為“瑤家林”；其周邊，沙堆鎮有“瑤泉村”，黃龍山南麓湖南平江縣虹橋鎮有“瑤田村”，而整個通城及黃龍山周邊，幾乎找不到任何以“堯”命名的古老地名。

這一地名證據鏈的斷裂，迫使我們不得不正視一個可能性：所謂“堯家林”，或許本應是“瑤家林”。一個字的差異，折射出的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敘事——是中原華夏視角的“堯舜禹”時代，還是南方土著記憶中的古瑤先民故土？本文試從考古年代、三苗歷史、古瑤文化及學術反思四個維度，探討這一命名錯位背后的深層問題。

二、地名的證據鏈：被遮蔽的“瑤”記憶

地名是歷史的活化石，尤其在沒有文字記載的南方少數民族地區，地名承載著族群遷徙與聚居的集體記憶。

通城地區與“瑤”相關的地名密集分布，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地理證據鏈：

遺址原名：堯家林遺址所在的通城縣麥市鎮陳段村“堯家林”，原名“瑤家林”，直接點明了與瑤族的關聯。

周邊印證：沙堆鎮的瑤泉村、黃龍山南麓湖南平江縣虹橋鎮的瑤田村，這些地名如同歷史坐標，錨定了這一帶曾是瑤族先民繁衍生息的核心區域。

“堯”的缺失：在通城及黃龍山周邊，幾乎找不到以“堯”命名的古老地名。將遺址定名為“堯家林”，顯然與當地的地名傳統格格不入。

這種“有瑤無堯”的地名格局，絕非偶然。它提示我們，在這片土地上，世代居住的南方土著“一直只知瑤而不知堯”——他們的歷史記憶，是沿著“瑤”的脈絡傳承下來的，而非中原史官筆下的“堯舜禹”。

三、通城古瑤文化的學術認定：從“千家峒”到“中華古瑤第一村”

地名的民間記憶，并非孤立存在。近二十年來，經過多學科專家的反復論證，通城作為古瑤文化重要發源地的身份，已得到學術界和官方的雙重確認。

2001年9月，中國瑤學會在臨湘召開瑤族專題學術研討會，奉恒高、張有雋等46位瑤學專家集體發聲，正式認定龍窖山（藥姑山）是瑤族早期“千家峒”，是近400萬瑤族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園［3］。這不是隨意提法，而是學術會議定論。武漢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所長宮哲兵教授進一步論證，通城大坪鄉內沖瑤族鄉民保持對盤王的信仰，有瑤族十二姓的姓氏，并流傳著《十二姓瑤人游天下》歌謠，內容為“瑤人出世武昌府，滿目春色四處游，龍頭山上耕種好，老少樂業世無憂”——經考證，通城古代屬武昌府管轄，歌詞中的龍頭山即龍窖山［2］［5］。

此后，通城的古瑤文化身份不斷得到強化：

2014年，通城縣被授予“湖北省瑤文化之鄉”；

2017年，中國民協認定咸寧市為“中國古瑤文化之鄉”，通城縣為“中國古瑤文化傳承展示基地”［6］；

藥姑山古瑤村內，石屋、石井、石渠、石梯田等壘石文化遺存遍布山野，其干砌石構技術展現了成熟的山地聚落體系，具備支撐數萬人長期生活的空間條件［7］。

清代《通城縣志》明確記載：“元代前，通城為漢瑤雜居地，后因戰亂，瑤民漸入湖南”［10］。可見，通城與瑤族的淵源，并非牽強附會，而是有文獻、有遺存、有民俗活態傳承的完整證據鏈。

四、三苗與古瑤：從考古文化看族群脈絡

堯家林遺址的考古年代，為我們理解“瑤”與“堯”的錯位提供了另一重視角。

據1982年試掘及后續勘探，堯家林遺址出土石器200余件、陶器殘片70余件，文化面貌具有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特征。傳統觀點將其定年為距今4500—5000年，并因此與傳說中的“堯舜禹”時代產生聯想。然而，中山大學郭靜云教授團隊2016年實地的研究及最新的炭十四樣本測試表明，該遺址的實際年代應為距今4000—4200年［9］。

這一年代修正意義重大：

距今4000—4200年，恰恰對應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晚期，亦即文獻傳說中的“禹征三苗”時期。

據學者考證，三苗的居地大體在長江中游地區，“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其范圍與考古學上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圍相當［1］。石家河文化被學界公認為可與“三苗”對應［8］。

三苗衰微之后，“三苗”、“有苗”、“苗民”等稱呼消失，但三苗的遺裔當仍在江漢地區生息繁衍，發展成商周時期的“荊蠻”。苗、蠻二字屬陰陽對轉，徐旭生先生指出，“這個集團，古人有時叫它作蠻，有時叫它作苗，我們感覺不到這兩個名詞中間有什么分別”［1］。

換言之，從考古學文化上看，堯家林遺址正處于石家河文化（三苗）的分布南緣，其廢棄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與“禹征三苗”的歷史節點高度吻合。而“三苗”與后世“瑤”之間的族群演變脈絡，在學術界已有較為清晰的認識——隋唐時期的“莫徭”，宋元以后的“瑤”，其源頭均可追溯至上古的“三苗”遺裔［1］［8］。

五、命名的反思：“堯”字的植入與華夏化思維

既然遺址的考古年代與“三苗”相合，地名傳統與“瑤”相契，何以最終被命名為“堯家林”？

這不得不歸因于考古學中一種潛在的思維定式——“華夏化思維”。當1982年考古隊第一次試掘時，面對一個距今約5000年的遺址，很自然地會聯想到中國上古史中“堯舜禹”的黃金時代。因為通城方言“瑤”“堯”同音，將“瑤家林”聽作或寫作“堯家林”，或許只是一個無心的筆誤，但這個“錯誤”卻恰好迎合了將地方發現納入中原主流敘事體系的深層心理。

戴春陽在《敦煌研究》撰文指出，從考古學角度觀察，“帝堯”數百年間始終偏居于晉西南一隅，陶寺古城被學界公認為可與“堯都”對應。而“三苗”在與中原地區王灣三期文化（早期夏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被后者融合、替代。將南方遺址與“堯”強行關聯，實則是一種“據《堯典》而索三危”式的緣木求魚［4］。

更值得深思的是，這種命名方式遮蔽了南方本土族群的歷史主體性。在通城這片土地上，世代居住的先民是“瑤”而非“堯”。他們將石砌的房屋建在山間，將敬犬的習俗傳于后世，將盤王的信仰刻入血脈——而這一切，在“堯家林”的命名中被悄然消音了。

六、結論：正名為“瑤家林文化遺址”的歷史意義

基于以上論證，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堯家林文化遺址，應變更為瑤家林文化遺址。這一更名，絕非簡單的文字游戲，而是具有多重歷史與學術意義的正本清源：

尊重地名傳統：恢復“瑤家林”原名，是對當地地理命名體系的尊重，也是“名從主人”原則的體現。

接續族群脈絡：從上古“三苗”到隋唐“莫徭”，再到宋元“瑤人”，這是一個清晰可循的演變軌跡。將遺址定名為“瑤家林”，有助于將考古發現納入南方民族史的完整敘事。

糾正華夏中心視角：擺脫以中原文獻為唯一坐標的思維定式，承認南方土著“一直只知瑤而不知堯”的歷史記憶的合法性。

呼應學術新證：遺址年代修正為4000—4200年，與“禹征三苗”的節點吻合，而“三苗”與古瑤的淵源已得到學界廣泛認可。

通城縣黃龍山下，那沉默的夯土古城墻仍在原處。四千年的風雨，在這片土地上刻下痕跡。而關于古瑤先民的故事，正被重新講述——這一次，是從他們自己的名字開始。（作者：舒中甫）

參考文獻

［1］　徐旭生．　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M］．　科學出版社，　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