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對“禮”可謂頂禮膜拜。將禮頂在頭上，還要下拜。何以見得？
　　試舉兩例。通山光緒年間的女詩人朱靜霄，青年喪夫，終身居家，為夫守節，以研究古籍和寫詩自慰，這還不夠，一句“自是冬心常抱穩，不知人世有鬧春”的苦吟，將自己紅顏褪盡，打進用禮教筑起的樊籠。另一位通山人士朱廷立，官至禮部右侍郎，多般與禮相伴。告老還鄉，住在崖洞里作《兩崖集》，不忘朝廷使命，寫“君子之道，曰節、曰量、曰禮而已”。朱老夫子在任當禮官，卸任作禮君，借千古之洞穴，留百世之“禮”名，可謂生為“禮”生，死為“禮”死，生生死死一個“禮”。
　　有了被人仰慕的君子提供的范本，有了所謂君子與小人的對話，鄂南鄉民從仰慕中仿佛看到了“禮”的化身，得到了“禮”的真傳，對“禮”的認識似乎有了質的飛躍。這也就是常說的“禮義”和“禮情”，將“禮”與“義”相連，“禮”與“情”相融。有情有義人人稱頌，無情無義人人不恥：“嘖，這家伙有情有義，娶媳娶個花蒂蒂。”“嘖，這一窩無情無義，要娶娶個瞎眼婆。”
　　為了有情有義，抑或遠離無情無義，古老鄉村因“禮”帶來一些不良陋習。為“禮情”而禮：紅事慶、白事撫，禮是不能少的，此“禮”就非“禮貌”之“禮”，而是“禮金”之“禮”。先哲說得好：“禮輕情意重”。先哲的話看似溫柔、體貼，但金口一開，人們都要猜度和琢磨，禮輕能輕到多少，多少輕禮能換回重情義，換不回情義怎么辦？一來二去，先哲的體恤幾成威逼，為了人情和臉面，不可失禮，不可缺禮，更不可短禮，“人情大于債”，道出了逼債的甚急和背債的無奈。為人情而禮：寧可砸鍋賣鐵，寧可不吃不喝。為禮義而禮：為禮不可忘義，不可喪義。而民間無大義可言，無非禮儀小節盡顯意氣。
　　我聽了一個水煙袋的悲壯故事：鄉間老漢閑坐一起，一支水煙袋成了之間傳遞情義的紐帶。明知一位老漢患癆病病得喀血，明知癆病傳染極快極強，可眾老漢誰也不愿意拒絕所謂傳遞哥們情義的水煙袋，你銜一口，我銜一口，在口對口的傳義中傳染，七、八個很健壯的老漢，在一個冬季全部被癆病感染，前赴后繼，全都倒在癆病上。南山坡，一排黃土壘起的新墳，墳頭，招魂的紙幡飄飄蕩蕩。我感到，那飄蕩的紙幡化成一根長鞭，在鞭撻無情的“情”和無情的“義”……
　　古風吹拂的鄂南，鄉禮多多，所謂“禮多人不怪”。然而，經過歷史的洗禮，洗過禮的“禮”，哪些是鮮亮的，哪些已經陳舊、腐朽，想必善良的人們都能做出準確的判斷。(賈在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