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

作者:李琳琦(安徽省重點智庫“安徽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馬勇虎(黃山學院教授)

作為明清時期著名的儒商，徽商不僅在經營過程中，大都能按“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以義為利”的道德規范來行事，而且在社會遭到重大災難時，也能做到樂善好施、賑災濟困、扶危救難。他們設立善堂、善局等組織，捐資捐物，延醫送藥，成為明清時期地方救災、疫情防控的一支重要力量。徽商積極參與地方救災、防治癘疫的事例比比皆是，遺存的文獻文書資料也較為豐富。其中，《新安屯溪公濟局征信錄》即是記載徽商在癘疫面前，主動作為，防治癘疫的珍貴資料。

《新安屯溪公濟局征信錄》二冊，分別為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刊本和三十一年(1905年)刊本(以下引自這兩個刊本的資料，不再加注)。它記載的是光緒年間，徽商在其故里屯溪，為了抗擊癘疫，籌設公濟局，募集資金，延醫送診送藥，救治普通民眾的事例，具體地呈現了徽商防治癘疫、抗擊疫情的實際情形。

屯溪是明清時期徽州重要水陸碼頭和商業集散之地。1842年五口通商后，出口外銷的綠茶大增，屯溪茶市日漸繁盛。徽州及毗鄰地區所產炒青綠茶多在屯溪精制加工為外銷綠茶，稱之為“屯綠”。光緒年間的屯溪，每逢茶季，茶號林立，制茶工人“男、婦數萬人”，遂有“茶務都會”之譽(《清史稿·地理志》)。然而，茶季恰值春夏之交，正是“時疫偏多”時節。“數萬”制茶工人都是“遠近來就食者”，“多屬傭作貧民”，他們的大量涌入，不僅使屯溪的人口驟增，也增加了感染流行性傳染病的風險。“一遇癘疫流行”，患者“疾苦則須臾難忍，一朝去世，尸骸則暴露堪悲”;“病無以醫藥、歿無以棺殮者所在多有”。急性傳染病的發生與傳播，往往導致民生苦難，甚至社會危機。

因此，為了防控癘疫，治療患癘人員，徽商主動應對，積極采取措施。僅就《新安屯溪公濟局征信錄》所見，徽商防疫治病的做法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倡議創辦公濟局，作為實施醫療救助、防治癘疫的常設機構。基于防控癘疫的需要，孫華梁等14名徽州茶商倡議成立屯溪公濟局，并于光緒十五年(1889年)四月分別向休寧縣廈分司、休寧縣、皖南茶厘總局、徽州府等衙門提交申請報告。隨后，上述衙門相繼行文，批準成立屯溪公濟局，同意其擬定的經費收取辦法和章程條規。屯溪公濟局的主要工作是:“按年五月起至八月止，延請內外專科，送診送藥，棺則大小悉備，隨時給送。”救助對象主要是在屯溪傭工的“四方貧民”，他們一旦患有疾疫，由公濟局聘請的內外科醫生“送診送藥”，進行醫療救助;一旦因病去世，則由公濟局司事人員送去棺木，掩埋安葬，以免“尸骸暴露”。

光緒十八年(1892年)，徽商又響應上諭，適應民需，在公濟局附設育嬰堂、養疴所，并為百姓施種牛痘等。施種牛痘，是為了預防天花病毒引起的傳染病。所謂“育嬰”“保嬰”，即是對外來傭工家庭遺棄女嬰的救助。徽州地區由于“民情素稱渾樸”“尚無輕棄骨肉”的現象，然而“自江右客民聚處日繁，溺女之風邇來日熾……乃有將嬰置諸道路，犬殘鳥啄，慘不堪言”。養疴所的興辦，是因為在屯溪傭工的“客民居多無家，一經疾病顛連，不無可憫，又設養疴所，便其就近調醫”。可見，養疴所的作用是收治身患疾病又無安身之處的“客民”，也屬于醫療救助。

由上可知，雖然屯溪公濟局的救助對象和范圍不斷擴大，但無論是“送診送藥”、掩埋安葬尸骸，還是育嬰、種牛痘，始終都以防控流行性傳染病為中心，反映了徽商對癘疫防治與民眾救濟的重視與努力。

身體力行，多方籌措經費。屯溪公濟局采取多渠道的方式籌措經費。在公濟局成立初期，其經費來源主要為常捐與勸捐兩種。所謂常捐，是指對屯溪茶商，以及在屯溪中轉的婺源縣茶商收取的茶箱捐，按照每箱茶葉捐錢六文的標準，每年大概可收取六百千文，占可資歲用之半，由茶厘總局統一匯收，永為定例。而勸捐則是由屯溪公濟局董事利用其社會影響力，勸說、勸導社會各界人士奉獻愛心，隨緣樂助，共襄善舉。總體而言，以常捐為主，勸捐為輔。

光緒十八年，公濟局增設育嬰堂與養疴所后，所需日多，經費日益緊張。紳商們又不辭辛苦，積極呼吁，加大經費籌措力度。光緒三十一年，籌措的經費共計洋4909元7分8厘，主要來源于茶業、木業和錢業商人的捐輸，官府撥付的津貼，善眾個人捐款，以及存款利息的收入。茶、木、錢業商人的捐輸占全年經費51%以上，官府撥付的津貼占30.38%，個人捐款占11.79%，利息收入占6.6%。雖然皖南茶厘總局和屯溪厘金局撥付的津貼系政府稅收，但其來源則是茶葉厘金和百貨厘金，征收對象全部為徽商。因此，盡管籌措的渠道多樣，但是公濟局的經費主要還是來自徽商，徽商是支撐屯溪公濟局經費、保證其正常運轉的中堅力量。

建章立制，保證公濟局良性運轉。首先，明晰職責。屯溪公濟局共設有12名董事(局董)，其職責為“負責本局勸捐，隨時登簿，收捐即付收條”。又從董事中遴選若干司年董事，每年端午到局結算，以昭信實。在董事、司年董事之下，常設“司事”一人，主持日常工作，“司事終日在局，不得遠離，有到局領棺者，查明尸身信息即給棺木”。公濟局聘請內外科醫生各一人，“在局審癥開方，每晨八點鐘至下午三點鐘為則，倘遇急癥，不在此例”。

其次，規范程序。病者來局求醫，先行掛號，按號診治。藥方需排寫號頭，并蓋本局圖章，登簿存局，再至藥店免費領取。“外科等癥須病人親至局中，憑醫生診視見癥，隨時給發藥膏”。施棺操作則規定，公濟局預備大、小棺木各20具，以便隨時送給，免致措辦不及。施棺前，須由地保、親屬或各店號報明死者的籍貫、姓字，登記局簿，始行給領棺木;無名尸及忤逆不法者不給，家有父兄在尚可支持者，不準濫給。

再次，公開財務。一是結算過程公開。每年端午節，由司事請司年董事到局結算，財務結算過程的透明，有利于內部監督，以昭信實。二是刊印征信錄，以利于社會各界的監督。征信錄除登錄捐啟、稟呈、告示等公濟局文書外，還按照年度分立收款、支款賬目。收款類目詳細登記本年樂輸商號的名稱、善士姓名，以及所捐錢物數量等內容，支款類目詳細記載本年的開支名目、開支的錢物數量等細節。三是對全年收入、支出情況進行匯總計算，若有余款，則交待存息錢號或典當名稱及所存數額。

積極作為，醫療及救助成效顯著。在癘疫面前，由于徽商積極主動作為，醫療及社會救助頗見成效。例如，施種牛痘，光緒二十八年施種581名，三十一年施種940名，對預防天花傳染病的流行發揮了較為重要的作用。施棺方面，其中光緒二十八年施大棺138具、小棺302具，全年合計掩埋安葬的死者遺骸440具。收留撫養棄嬰，光緒二十八年共收留男、女棄嬰440名，三十一年共收留男、女棄嬰260名，自光緒十八年七月起，共收嬰3361名。征信錄中雖然對“送診送藥”救治病人的人數沒有明確記載，但所支出的藥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醫治病人的規模。光緒二十八年施藥合計花費洋800元，三十一年施藥花費共計洋850多元，救治的患者應不在少數。

屯溪公濟局實施醫療和社會救助之所以取得成效，與官府和屯溪社會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但是，徽商始終是屯溪地區防治“時疫”“癘疫”，對患者施行醫療和社會救助的中堅力量。徽商的作為和表現，既與其儒商的品格密不可分，也與徽商關注茶葉產業發展的現實需要有關。如果不采取措施防控“時疫”“癘疫”而導致從事茶葉生產的“男、婦數萬人”大面積感染，將會造成屯溪茶葉產業出現災難性的后果。因此徽商遞交給官府的“稟呈”中，一再表明，“環乞局憲大人俯念徽屬茶數最多，力籌善舉，有裨大局”。這里的“大局”，既是屯溪茶葉產業發展的大局，也是地方經濟社會秩序穩定的大局。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0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