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四北頭條至八條是北京市第一批歷史文化保護街區，完整地保存了元大都時代的坊巷肌理與明清風格的四合院群落，是典型的北京居住文化的載體，同時保留有豐富的人文遺蹤。如何保護好這片區域，并將保護區域適當延伸，是一個應該引起關注的話題。

西四牌樓舊影，選自《舊京影像》

周邊的道路

北京西四北頭條至八條，是一片不大的區域，占地約35公頃。其東是西四北大街，西是趙登禹路，南是阜成門內大街，北是平安里西大街。在介紹西四北頭條至八條之前，有必要將周邊的道路講述清楚。

其東，是西四北大街。南端曾經豎有四座牌樓，舊時皇城東側也豎有四座牌樓，曰東四牌樓，簡稱東四;而這里的牌樓位于皇城之西，故稱西四牌樓，簡稱西四。東四與西四牌樓，均構于明代，且均為四柱三間三樓、紅柱灰瓦沖天式樣。東邊牌樓的匾額上書寫“行仁”，西邊的上書“履義”，南北曰“大市街”。東四牌樓的匾額也是如此。

在西四座牌樓的北側，今之西四北五條的東口，有一座不大的，傳說供奉也先(明時瓦剌部落的首領，又譯為額森)的廟宇，此廟坐南朝北，因其占據道路中央而稱“當街廟”，據說是明英宗在土木堡兵敗被也先俘虜，為了感謝其不殺之恩而設立的。在明代，西四牌樓是刑人之所稱西市，權閹劉瑾、有功于大明社稷的于謙與袁崇煥都在這里被斬殺。入清以后，此地不再刑人而改至菜市口。

明代西四北一帶的胡同，選自《明清北京城圖》

民國時期，將當街廟拆掉。1954年12月21日，由于阻礙交通又將西四牌樓拆除。同一天拆除的還有位于東城的東四牌樓。據孔慶普的《北京的城樓與牌樓結構考察》記載，在拆除西四牌樓時，最后拆除的是東邊牌樓南邊的立柱，“立柱靠近馮記魚店的房子，房子的西北角和房檐，為躲開牌樓立柱，皆凹進一個90度的拐角，房檐距離牌樓立柱僅十厘米。事先已經與魚店的老板說好，拆牌樓期間，如果對房屋有損壞，建設局負責修理。”在拆除的時候，老板躲開了，老板娘卻提出:“必須拿出二百元錢來做押金，不拿錢就不讓拆這根柱子。”老板娘坐在店里，怎么解釋也不肯出來，于是孔慶普“就指揮吊車司機‘發動吊車，開始拆!’大吊車轟隆一響，工人們趁機高喊:‘不行!不行!要砸房子啦!’這位老板娘噌一下就跑出來了，大家都笑了，這位老板娘見房屋未傷著，也笑了”。1956年馮記魚店公私合營后改稱西四魚店，曾經是西單與西四一帶最大的經營水產品的商店，據《一張西四魚店的老照片，又勾起我們多少當年的回憶》:“西四魚店三間門臉房，一間朝北在西四東大街，一間朝西在西四南大街，中間的門臉是斜的，朝向西四路口。”簡而言之，西四魚店的門臉之所以出現拐角形狀，便是因為東邊牌樓南邊的那根立柱所致。

與西四北大街南口相交的是阜成門內大街。這條街道的西端是阜成門城樓，“文革”時期，因興建地鐵而將其拆除。以趙登禹路南口為界，阜成門內大街，其西至阜成門曾叫阜成門大街，其東至西四路口稱羊市大街。1965年將兩街合并定為今稱。這條街道的北側多歷史古跡，計有:白塔寺、歷代帝王廟和廣濟寺。白塔寺建于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寺內的白塔是大都著名的地標性建筑，是歷史饋贈給北京的寶貴遺珍。歷代帝王廟建于明嘉靖年間，是我國“中華統緒”連綿不斷的歷史見證。廣濟寺初建于金代，名西劉村寺，后荒廢。明天順元年(1457年)重建，成化二年(1466年)完工，更名“弘慈廣濟寺”。1953年后中國佛教協會駐此。

與西四北大街北口相交的是平安里西大街。這條道路東側，在明代有倉廒，稱太平倉。清代在倉廒舊址興建了莊王府。1900年“庚子事變”，莊王府毀于大火，民國時軍閥李純購之，在王府南側(今太平倉胡同北側)構筑西式樓房，取名“平安里”。后又將王府內部道路打通稱平安里大街。1999年把平安里大街西端的后車胡同拆除拓寬，將平安里路口以西的道路稱平安里西大街，而原來的平安里大街則被撤銷，成為地安門西大街的一部分。

北京白塔寺一帶 資料圖片

與前兩條大街不同，趙登禹路在歷史上是一條河流，元時稱“金水河”，是流入皇城內部的一條人工河，由于是流入皇城的，不允許人們在這里洗手，從而下了一條金水河“濯手有禁”的禁令。元代末年，王冕來大都游覽，有感于此而寫下這樣一首絕句:

金水河從金口來，

龍光清澈凈無埃。

流歸天上不多路，

肯許人間用一杯?

詩人想象，這是一條流向天上的河，居住凡塵的百姓，可以喝一杯這河里的水嗎?

進入明朝以后，金水河演變為排水的水道，稱“大明壕”，并將其向南延伸至北京內城南邊的護城河。清沿明制，民國期間，陸續將大明壕改為暗溝，并在上面修筑道路，即今天的趙登禹路、太平橋大街與佟麟閣路。

元大都坊巷的肌理遺存

西四北頭條至八條，便位于這四條道路之間，在大都時代屬于“鳴玉坊”。其東是集慶坊，西邊是福田坊。鳴玉坊，見于熊夢祥的《析津志》，而不見于《元一統志》。中國向有君子“以玉比德”的傳統，把玉飾置于腰際，行走時相擊發出聲響，曰“鳴玉”。劉勰《文心雕龍·章表》云:“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

西四北七條 王彬攝

西四北頭條至八條的東口均在西四北大街，西口則均在趙登禹路，從南向北依次排列。其中，頭條的長度是600米，均寬5米;二條長595米，均寬4米;三條長527米，均寬5米;四條長503米，均寬4米;五條長478米，均寬5米;六條長495米，均寬4米;七條長430米，均寬4米;八條長424米，均寬6米。這八條胡同的長度，最南部的頭條長600米，最北部的八條長424米，二者相差176米。而且從南向北，胡同的長度采取逐漸縮短的形態，只有六條與五條之間出現了逆反，但是很快，六條與七條之間，又恢復了南長北短的形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趙登禹路的前身——金水河從東北向西南傾斜，隨著斜度的增加，胡同的長度也隨之增加了。

據元人熊夢祥《析津志》記載，在大都，道路的寬度是不一樣的，他說:“大街二十四步闊，小街十二步闊。”在寬度上，大街是小街的二倍。又說，大都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那么，這二者的寬度各是多少呢?1965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光熙門一帶進行鉆探，發現那里街巷的寬度約為9.4米，相當元人的6步，這個寬度應該是火巷的寬度。就是說，在大都的道路系統中，低于小街的火巷，其寬度是小街的二分之一，換而言之，小街寬度是火巷的2倍。由此類推，胡同的寬度則應該是火巷的二分之一，也就是3步，相當于4到5米之間。如果是這樣，大都道路寬度的系統便清晰了。即:大街24步，約36米;小街12步，約18米;火巷6步，約9.4米;胡同3步，約4.5米。西四北頭條至八條的寬度在4到5米之間，與大都胡同的寬度正相吻合。這就是說，在元代，它們應該是被視為胡同的。而且可以相印證的實體是，其南側的磚塔胡同，是唯一保存下來、并且有史料可證的元代的胡同，其路幅的平均寬度是4米。由此似可推論，均寬4至6米之間的頭條到八條，就寬度而言，與大都胡同的約定近似，或者其實在元代也有名稱，被稱為某某胡同的。

研究北京城市地理的專家認為，北京的東四與西四一帶是元大都的核心區域，如同東四，西四北一帶的八條胡同也為大都的城市地理提供了研究實體而十分難得。

名稱沿革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張爵刻印了一部書——《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將當時北京城內、關廂與近郊的地名進行梳理并記載下來。在他的記載中，今天的西四北頭條至八條分別稱為:驢肉胡同、西帥府胡同、箔子胡同、熟皮胡同、石老娘胡同、燕山尉胡同、泰寧侯與武安侯胡同。

這些名稱，有些可考，有些只能推度。驢肉胡同、箔子胡同、熟皮胡同與石老娘胡同，便屬于推度對象。循其名而責其實，驢肉胡同里或者有出售驢肉的作坊。民國時期，驢肉胡同被音近為禮路胡同。箔子胡同中的“箔”，在清代被訛音為“雹”，民國時又諧音為“報”。用葦子或秫秸編織而成的簾子稱“箔”，涂上金屬粉末或裱上金屬薄片的紙也稱為“箔”。“箔”，往往用作紙錢。胡同內或者有這樣的作坊。熟皮胡同，大概曾經有鞣制皮革的作坊。在清代，“熟皮”改成“臭皮”，民國時“臭皮”又改為受壁。至于老娘則好解釋了，產婆舊稱老娘，也許曾經有石姓產婆居住在這里吧。

西帥府胡同、燕山衛胡同，泰寧侯與武安侯胡同，則有史可稽。據《萬歷野獲編》記述，明武宗曾經“托名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而在此地設元帥府，《日下舊聞考》轉引《兩京求舊錄》說，其地“都人至今猶呼西帥府胡同”，入清以后，簡稱帥府胡同。在明代，衛是一種軍事單位，五千六百人為一衛，燕山衛胡同，當是一條以軍事衙署為稱的胡同，清代簡化為衛兒胡同，在朱一新的《京師坊巷志稿》中，“衛”也寫成“魏”。根據《明史》記載，陳珪與鄭亨分別被分封為泰寧侯與武安侯，以他們的府邸作為胡同之稱是可以理解的。

陳珪，今安徽泰州人。洪武元年(1368年)，隨大將軍徐達“平定中原，授龍虎衛百戶”。后跟從燕王朱棣出塞北征，因軍功而晉升為副千戶。不久，參與靖難之役，積累功勞升為指揮同知，后又輔佐太子留守北平(北京)，“累遷都督僉事，封泰寧侯”。永樂四年(1406年)，陳珪參與了北京城的修建工程，據明成祖實錄記載，陳珪“總其事，經畫有條理”而“甚見獎重”。永樂十五年(1417年)，陳珪兼掌行在北京后軍都督府事。兩年后辭世，時年八十五歲，追封為靖國公，謚“忠襄”。

鄭亨，今安徽合肥人。鄭亨的父親鄭用因追隨明太祖征戰有功，累封至大興左衛副千戶。洪武十六年(1383年)，鄭亨襲取父職。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廷招募官員去韃靼宣諭，鄭亨應募而往抵達斡難河，回朝后升為密云衛指揮僉事。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起兵靖難，四年(1402年)兵敗，眾將皆欲北還，只有鄭亨與朱能主張繼續南下。朱棣攻入南京稱帝后，封其為武安侯。鄭亨多次隨朱棣北征，后出鎮大同。他在大同率軍屯田，加強守備，從而解決了大同防區的邊患。宣德九年(1434年)鄭亨在大同病逝，終年七十九歲，追贈漳國公，賜謚“忠毅”。鄭亨穩重敦厚，善于安撫士卒而恥于聚斂。出鎮大同時，鎮守太監干擾軍紀，被他依理裁制。鎮守太監很不高興，但在鄭亨死后，卻深深痛惜。

泰寧侯與武安侯在清代分別改為泰“安”侯與“五”王侯，五王侯在民國時又改稱“武”王侯。1965年，北京市進行地名整頓，將西四以北的八條胡同，簡化為以數字為序的“條”。這樣，便與東四一帶以“條”命名的胡同對應起來。

保存較好的四合院

西四北頭條至八條中的四合院以中等規模為主，在格局上，這里的四合院比較規整，主院落東西與南北走向的比例，保持在1︰1至1︰1.2之間，呈正方形或基本正方形，具有典型的北京四合院的特點。

其中，西四北三條11號四合院，分住宅與花園兩部分。住宅踞西，凡四進，大門為廣亮大門，位于住宅的東南角，大門與倒座相連，倒座之北是垂花門，垂花門之后是二進院，有北房三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北房之后是三進院，房屋的規格和數量與二進院相同，最后是四進院，僅有一排后罩房。住宅之東是花園，建有假山、花廳與游廊。此宅的主人原是民國時期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馬福祥，現在被西四北幼兒園占用。

西四北六條23號也是一座四進的四合院，大門之前是影壁，兩側有上馬石。與大門相連的是倒座。二門為垂花門，兩側為抄手游廊，墻上鑲嵌什錦燈窗。二進院有北房五間，東西耳房各兩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后院與二進院相同，最后一進，也就是四進，有九間后罩房。23號院位于六條與七條之間，與西四北三條11號皆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除此以外，據為之的《試論西四北頭條至八條的歷史文化價值》介紹，在區域內，保存較好的四合院還有:頭條的6號、12號、27號、31號，二條的3號、5號、7號、9號、11號、18號、19號、25號、31號、36號、45號、54號、55號、59號，三條的5號、9號、11號、13號、19號、23號、25號、26號、27號、31號、33號、39號、59號，四條的5號、14號、20號、23號、26號、28號、33號、35號、45號、49號、53號，五條的1號、7號、11號、13號、15號、16號、27號、56號、58號，六條的5號、7號、9號、10號、17號、19號、21號、23號、27號、31號、35號、37號，七條的7號、29號、33號、37號、49號、53號、61號，八條的5號與58號。其數量之多，在北京歷史保護街區中也較為罕見。

據西城區旅游局編著的《都市旅游品質》統計，在西四北頭條至八條的576個院落中，人均住宅用地面積高于50平方米的有51個院落，約占全部院落的8.8%，25至50平方米的有100個院落，約占17.3%，15至25平方米的有193個院落，約占33.5%，10至15平方米的有56個院落，約占9.7%，低于10平方米的有26個院落，約占4.5%，人均住宅用地面積15平方米以下的四合院，占全部四合院的14.2%。在這些院落中，由于人口密集而私搭亂建，破壞了院落本身的格局。另據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西四北頭條至八條歷史文化保護區整治與保護規劃》的報告，在這片區域內，存在五類建筑，其中，國家與市級的建筑面積占總建筑面積的3.73%，具有一定歷史與藝術價值的建筑為8.18%，風貌一般者為26.34%，與歷史風貌相協調的現代建筑為19.1%，不協調者為37.16%，不協調者所占比重超過了三分之一。這些均應該引起相關部門重視。

人文遺蹤

西四北二條58號是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學。其校址前身是“萃文”與“萃真”教會學校，兩校停辦后， 陳垣1921年創辦的平民學校，于1925年遷至于此，1949年后改為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學。著名作家王蒙曾經在這里讀書，他在1948年初中畢業時，在校刊上留下這樣一段話:“勞動的雙手會寫出同情的血淚，誠實的良心之志做神圣的教師。”校刊還選用了他的一篇文章《春天的心》，這很可能是王蒙的處女作。第四十一中學的教學樓為灰色西式建筑，電影《青春之歌》曾經把此處作為取景地。

西四北三條3號是隆長寺，建于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隆長寺是漢經廠外廠。漢經廠是明代內府印制漢文佛經的機構，用少數民族語言翻譯佛經的機構稱番經廠。漢經廠與番經廠設在皇城里的嵩祝寺與智珠寺，稱內廠。隆長寺是漢經廠的下屬單位，處于皇城外故稱外廠。隆長寺現在是民居雜院，為北京市西城區文物保護單位。西四北三條西段的39號是程硯秋故居，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西四北四條47號是北京最早的小學:北京市西城區四北四條小學，其前身是成立于1883年的正紅旗官學，1915年改為“京師公立第四小學堂”，百余年來，學校屢經變遷，1972年定今稱。

西四北五條4號曾是軍閥張宗昌住宅，1950年6月，中央文化部電影局在此地創辦表演藝術研究所，所長是陳波兒。1953年，改為北京電影學校。謝鐵驪、陳懷皚等為任課教師，周揚、夏衍、馮雪峰、艾青、丁玲、老舍、陳荒煤、蔡楚生等經常來此做專題講座。1956年，北京電影學校升格為北京電影學院，遷到新街口外皇姑墳(即小西天一帶)新校址。7號是傅增湘舊居。傅增湘，四川江安人，在清代曾任直隸提學使。傅增湘熱心教育，在天津先后創建了女子公學、高等女學與女子師范學校等。民國時曾任教育總長，后專心從事古籍收藏與校勘，編撰有《雙鑒樓珍藏宋金元秘本書目》。

西四北六條21號為陳半丁故居。陳半丁，浙江紹興人，擅長山水、花鳥、兼及書法、篆刻，曾任中國畫院副院長。1951年，陳半丁因米糧庫4號的“五畝之園”過于張揚而將其賣掉，另買了兩處宅院。一處在東新簾子胡同，另一處即在這里。

西四北八條9號、11號曾經是燕京造紙廠，為張學良投資創辦。其址疑為清代的謙郡王府，始主是清太祖努爾哈赤之孫，禮親王代善的第四子愛新覺羅·瓦克達。順治三年(1646年)因軍功封三等鎮國將軍，次年，晉鎮國公，又一年，晉多羅郡王，加號“謙”，職掌工部而參與政務。根據明代貴族府邸在明亡后往往被清代貴族繼承的規律，再早9號與11號，很可能就是明武安侯鄭亨的府邸。

加強治理，適當擴大保護區范圍

作為北京市第一批歷史文化保護街區，西四北頭條至八條是北京居住文化得以延續且難以仿制的載體，如何對區域內部的不和諧因素進行整頓和治理，更好地發揮這一地區的積極作用，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至少，可以將胡同中不協調的建筑拆除，將曾經活動于此的歷史人物的生平軌跡標識出來，比如參與營建北京城的陳珪，可把這個人物作為重點，從而將古人與今人打通，加深今人對北京的認知與理解。

進一步，在條件成熟的基礎上，西四北頭條至八條，作為歷史文化保護街區，其范圍還應適當擴大，向西延伸到白塔寺地區，向南延展到磚塔胡同一帶。白塔是大都的地標性建筑，其周圍的街巷基本完整，而磚塔胡同則是大都時代唯一保留下來有名稱的胡同，是北京的胡同之根，其價值，無論對胡同，還是對北京的道路系統與城市布局都是難以繞過的。如果將西四北頭條至八條的保護范圍適當擴大，則至少有這樣兩個好處:

其一，胡同保護的范圍擴大了。北京現存的胡同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胡同已成稀缺資源。保護的胡同數量多了，豈不是一件好事?

其二，白塔與磚塔胡同，從元至今，記錄有序，將它們納入西四北頭條至八條的保護范圍，既可以增加歷史容量，又可以豐富人文內涵，至少可以告訴人們，這里曾經是大都的核心區域，是保存至今的大都坊巷格局，為什么不可以考慮并付諸實施呢?

《光明日報》( 2020年08月2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