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薇塔·葛韋格導演的《小婦人》劇照。

　　終于，這一次《小婦人》的電影改編把重心擱在這部小說被大多數讀者選擇性忽略的后半部——姑娘們長大了，生活在她們面前暴露堅硬的質地，最好的時光過去了，好時光只存在于回憶的濾鏡下。

　　路易莎·梅·埃爾考特的長篇《小婦人》被公認不屬一流的小說，但它的傳閱率和被改編成影視作品的頻次驚人。對原作的閱讀和改編，通常集中于小說的前半部：馬奇家的四姐妹在雖不富裕但衣食無憂的環境中度過了童話般的青春期，花容月貌的梅格得到了珍惜她的心上人，小鎮文藝女青年喬與富家子勞里青梅竹馬，她相信自己將成為聲名傳世的作家，彈得一手好琴的蓓絲良善宛如天使，心比天高的艾米按部就班地把自己打造成沖破階層天花板的淑媛。諸多影視版、尤其動畫版本的改編，通常始于喬和勞里的相識，結束于父親九死一生回來的那夜、勞里陪伴在喬左右，小鎮女孩的成長故事定格于高光時刻——圣誕節的晚上，父親活著從戰場上回來了，那一刻，姐妹們擁抱著親情和愛情的圓滿，她們還沒有被分手、死亡，以及生活中與錢有關的沒完沒了的困窘所擊中。很多少女讀者甚至困惑，這個故事為什么要繼續下去？

　　葛薇塔·葛韋格導演的這一版《小婦人》回答了這個問題：十幾歲時的吉光片羽是記憶里的童話，而成長的煩惱終會被現實揭開冷酷的內核，女性成長的本質是一則愛與黑暗的故事，愛與黑暗是同時在場的，馬奇家四姐妹的故事必須繼續下去。電影《小婦人》的開場，喬孤身漂泊于紐約，賣文坎坷，為了賺錢要同時打幾份工；梅格嫁給愛情的同時也嫁給貧寒，寒酸教書匠的妻子，日常為了家人的衣食不得不錙銖必較，給自己添一條絲絨裙子都成罪過；蓓絲病重垂危，家里沒有足夠的錢讓可憐的女孩得到好的療養照顧；艾米學了一身琴棋書畫的本事，為的是在歐洲社交場上把自己待價而沽，得到老牌豪門未婚繼承人的青睞，婚姻不僅是她改變命運的龍門一跳，更是一樁決定她能否贍養娘家的大買賣。

　　金錢，階層，性別，三個能引爆社交網絡的敏感議題瞬間被拋擲在觀眾面前。

　　在埃爾考特寫作的時代，或許她本人也沒能意識到，她在虛構馬奇姐妹進入“小婦人”的年齡后不斷碰壁的黯淡生活時，注入了一個凌駕于時間的痛苦話題：女性的性別困境往往和經濟與階層捆綁在一起，并且，這兩者的夾擊總是加劇了性別難題。

　　《小婦人》可以看作是一部小說被腰斬成兩截，或兩部截然不同的小說拼接在一起。葛韋格導演面臨的難題是她很難置小說的前半段于不顧，因為這是個極度流行的文本改編成的電影，太多觀眾在進電影院的那刻期待著看到原作前半部分的經典橋段：喬在舞會上冒失燒壞了裙子卻因此意外認識了勞里；梅格放下以美貌換婚姻的虛榮心，情定家庭教師；艾米燒了喬的手稿，姐妹間從反目到和解；還有蓓絲與勞里祖父之間惺惺相惜的忘年友誼。最終，編劇為整部電影設計了一個幾乎可說“機巧”的戲劇閉環，讓影片始于喬在紐約賣出第一個短篇，結束于她把姐妹往事寫成的爆款小說《小婦人》出版。敘事的時間線開始于喬從紐約回到故鄉，照顧病危的蓓絲，她的寫作成為勾連回憶的暗線，于是倒敘和插敘的部分變得曖昧起來——那些情境和片段，可以是喬的回憶，也可以是她根據回憶虛構的小說情節。在具體的視聽處理中，順敘進展的部分——蓓絲的死，艾米在歐洲社交場與勞里情愫漸生，梅格和母親支撐一大家子的生活，以及喬和勞里的重逢，是明亮卻慘白的自然光下的白日戲和室外戲，而插敘的往事都是溫暖柔光下的夜戲或室內戲，回憶與現實，童話與生活，拉開了涇渭分明的界限。

　　喬和勞里的分手，是回憶部分唯一一場發生在白慘慘自然光下的室外白日戲。這也是導演兼編劇的葛韋格對原作發起的勇敢挑戰。在小說里，喬和勞里的分手是少年男女之間的糊涂賬，傻姑娘喬試圖把勞里“讓”給病重的妹妹蓓絲，這深深刺傷了勞里的自尊，兩人逐漸疏遠，勞里陪伴祖父遠走歐洲，終于在那里移情艾米。自始至終，作者不曾寫下“拆開一對情侶的終極利器不過是階層”這個慘淡的真相。而在電影里，是喬主動提出分手，她指著勞里家的深宅大院大聲說出自己無法做一個女主人也不容于那個世界，更進一步，她質疑婚姻，質疑用婚姻來度量女性的價值，她的征途是那個不許女性進入的“荒野”，為此，她成為姑媽嘴里的“走上歧途的姑娘”。這樣的喬，在妹妹死去，目睹姐姐和母親的拮據，被現實的金錢難題夾擊時，片刻脆弱到想要“挽回勞里”，因為浪漫小說里女主角的“大團圓結局”實在是容易的，而這“容易”的誘惑也太大了，即便“大團圓”真相是把自己當作標的物交易出去，是浮士德和梅菲斯特的買賣。

　　葛韋格無法刪去馬奇姐妹們“糖果般的青春期”，也不能改變原作混雜了理想主義和俗世成功學的結尾：喬雖然嫁了比她年長15歲的不得志的清苦教授，但馬奇姑媽去世后留給她的大房子讓她獲得經濟自由，在種種既有情節的約束中，她和扮演喬的西爾莎·羅南仍從“喬”的命運痕跡里找到從原作中突圍的路徑，借著喬的動搖和倔強，困惑和意志，她們挖開《小婦人》這本小說的巖層和瓦礫，找到了那塊具有能量的化石——女性在金錢和階層的雙層夾擊中，能擺脫成為交易品的命運嗎？

　　只要這個議題仍然被討論，《小婦人》就還有被重述的價值。（記者 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