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家出走的舅舅回家了。

55歲的舅舅是5年前被迫無奈離開土地的。

家住鄂南一個偏僻小山村的舅舅，保留著中國農民的傳統本性，長年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世代代，生生息息。舅舅從未離開過小山村，從未離開過生他養他的土地。三個小孩，幾畝薄田，日子盡管過得不怎么寬裕，但家有余糧，也有為數不多的存款。作為一個農民，舅舅很滿足。

然而，隨著三個小孩長大成人和外出打工，舅舅突然發現，這田開始越來越難種了。化肥、農藥、種子逐年漲價，而糧食的價格一年比一年低。日子過得越來越緊，為了擺脫這種入不敷出的窘態，舅舅一咬牙承包了三十畝田地，沒想，到頭來將所有的老本貼了進去。為此，舅舅不解，為什么田種得越多還虧得越狠呢。那時，舅舅的一句口頭禪就是：“這樣的日子沒法過了。”于是，舅舅一氣之下，離家出走。留下舅媽一人在家帶小孩，自己則跑到了省城。

在省城，50歲的舅舅開始了打工爺生涯。

初到省城的舅舅，望著川流不息的車流、人流，他頓時傻了眼，不知所措的他分不清東南西北，不知道何處是盡頭，膽顫心驚地跟在同鄉身后，顫畏畏地走著，生怕走丟。

就像所有初到大城市的盲流一樣，在老鄉的介紹下，舅舅當起了扁擔，每天挑著百十斤的重擔行走在省城的大街小巷中，在這個大城市里，挑重擔要比在家時吃力多了，再說，像他這樣的年紀，每天要想攬到活干也很難，干了不到一個月，身心疲憊的舅舅就只得另謀生路。

本來，他可以就此打道回府，回家種田。可脾氣倔犟的舅舅不甘心這么回家。他又加入了盲流隊伍。在城市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里，他自己動手搭起了一個木棚，也不知從哪弄來一輛破三輪車。這樣，舅舅收起了廢品。他就像城市里許許多多的“破爛王”一樣，躲開保安和警察，到一些工地上去“撿”工料賣。干了一段時間后，舅舅覺得這有點兒像小偷似的。于是，舅舅又不干了。

在省城工作的一位老鄉見舅舅可憐，便幫他聯系到了一份到某個小區看門的工作，工資不高，每月200來塊。舅舅是一個易滿足的人，每月能有200元的固定收入，這要比在家當農民強。于是，這份沒人干的工作，他毫不猶豫地接手。

舅舅那個小區不大，100多戶人家，大都是在機關上班的人。一堵圍墻將這個小區與外界阻隔開來，在圍墻大門口的那座低矮的小房子里，那就是舅舅上班的地方。為了方便工作，小區還給他配了一部電話。能有一個現代化通訊工具，對舅舅來說，也夠奢侈的了。

舅舅工作還是挺認真的，也很努力，生怕哪一天再失去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自從他進駐小區后，小區就再也沒有失竊過。盡管滿臉的皺紋使得舅舅看起來遠遠不止50歲，但皺紋下仍掩蓋不了那雙炯炯有神的濃眉大眼，要是有他不認得的人進入小區，他的眼睛就盯得你心里直發怵。

這個小區便成了舅舅活動的空間，200元的工資是低了點，但這不要緊。離家的舅舅就像是到某個工地干活一樣，托人從家里捎來糧食和干菜。家鄉的土特產很受小區住戶的歡迎，他就賣一些給小區的住戶，補貼一下自己的生活。就這樣，盡管工資只有200元，但舅舅每年還能帶回2000元回家。

這一晃就是五年。舅舅愉快而又滿足地守著那份門衛的工作。

三月初，我去省城出差，當我再次去看望舅舅時，發覺小區的圍墻被拆，在舅舅居住的地方，住滿了建筑工人。這里要建新房了，那舅舅呢？他去了哪兒？他是不是又成了盲流？

舅舅的去向始終成了我心頭放不下的一件事。清明期間，我回鄉下掃墓，媽媽告訴我，舅舅回家了，讓我去看看他。

到了舅舅家，得知他一早就去耕地了，還未回。我照著舅媽指的方向到了舅舅那里，只見舅舅正在趕著牛在耕地呢。

見了我，舅舅放下耕牛，坐在地頭，拿起了他放下了多年的水煙袋，猛地吸了一口，告訴我，他是二月份決定回家種田的，因為他覺得自己不屬于城市，只屬于農村，屬于土地。

舅舅是一個種田能手。從我記事時起，他每年總能從公社里撈個“種田模范”的榮譽當當，至今，他家里還保留著幾頂寫有“獎”字的草帽呢。我問他，還走嗎？他說，不走了。并指著這一片田地告訴我，回家后，他就將荒蕪了5年的30畝田地平整了一番，重新當一個農民。不怕虧本嗎？不會，他說，有中央的一號文件和最近糧食提價作保證，種田再也不會虧本了。他說，如今農村的日子越來越有盼頭了。

看樣子，回到家的舅舅還真要準備大干一場。

這個春天似乎來得特別早，也特別暖和。從舅舅家出來，走在鄉間的小道上，到處是忙碌的身影。綠油油的麥苗，金黃黃的油菜花將春天打扮得分外妖嬈嫵媚。一陣春風吹來，我的心一顫，走起路來輕松多了。

因為土地，舅舅離家出走；還是因為土地，舅舅回到家中。

（初稿寫于2005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