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經濟發展的歷史上，經濟學常伴左右。

當下，各國都或多或少面臨移民、收入差距、全球化困局、技術顛覆、經濟增長放緩、氣候變化加速等問題，面對這些挑戰，經濟學該如何回應?

《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么擺脫不了貧窮》作者、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學者阿比吉特·班納吉和法國學者埃斯特·迪弗洛，在合著的《好的經濟學:破解全球發展難題的行動方案》(以下簡稱《好的經濟學》)一書中，試圖給出解決方案。他以明晰優雅的筆觸闡述了經濟學領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提出了諸多富有創新和啟發性的建議，以令人信服的理由闡釋了我們應該采取哪些明智之舉，以應對經濟增長、移民、貧困等迫切挑戰。

為什么對經濟學家失去信任 2019年10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的“夫妻檔”教授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因“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與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克雷默分享了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一個月后，班納吉和迪弗洛出版了《好的經濟學》(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一書。他們認為，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普通民眾大多已失去了對經濟學家們的信任。2017年初英國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就自己的專業領域發表言論時”，護士排在第一位，獲得84%的民眾信任度;政客的民眾信任度墊底，得票率只有5%;而經濟學家排名倒數第二。兩位作者2018年對1萬名美國人做了同樣的調查，結果顯示美國政客的得票率比英國更低，而相信經濟學家的人只有25%。

造成信任危機的一個原因，是那些頂著“經濟學家”名頭經常在媒體公開發表言論的人，“本質上都是其所在機構經濟利益的代言人，經常隨意忽略證據的重要性……更傾向于不惜一切代價對市場做出樂觀主義預測”。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真正的學院派經濟學家很少花時間來解釋自己結論背后通常極為復雜的推理論證過程。

普通民眾大多以經濟學家能否做出準確的估計和預測，作為自己能否信任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主要根據。但問題恰恰是“預測未來幾乎是不可能的”。《經濟學人》雜志曾計算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非常優秀的經濟學家團隊”在2000年至2014年間對經濟增長率的預測，發現“基本上他們的預測從來沒有成功過”，其平均預測誤差為2.8個百分點，也就是說“比每年隨便從-2%到10%之間挑出一個數字只稍微準確一點”。

更重要的是，經濟學家的研究與結論似乎不食人間煙火。曾有一項研究邀請經濟學家和1000名普通美國人回答20個相同的問題，如應否加稅，如何評價美國政府在2008年危機之后采取的經濟救助政策，結果發現對某一問題持肯定態度的經濟學家的比例和持同樣態度的普通美國人的比例相差35個百分點之多，這無疑反映出“典型的學院派經濟學家和普通美國人的思考方式存在巨大差異”，也最終導致“很大一部分公眾已經徹底拒絕聽取經濟學家關于經濟的觀點”。

更有尊嚴的增長和發展

在9年前出版的《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么擺脫不了貧窮》中，兩位作者采用了細致的實地調查與隨機對照的實驗方法，集中分析和討論了窮人面對的環境、約束、困境、動機、激勵及選擇，包括他們面對風險和不確定性時的脆弱與疑慮，對社會網絡的依賴與篤信，在獲取信息渠道、學習知識文化、參與銀行存貸款活動及購買保險防災防禍等利用正式制度與正式市場方面和中產階級相比所承受的無法逾越、難以負擔的“交易成本”，以及他們在自發秩序下發展出來的非正式制度和生存智慧，等等。

而在《好的經濟學》中，兩位作者將議題進一步擴展到移民問題、收入差距、全球化困局、技術顛覆、經濟增長放緩、氣候變化加速等方面，試圖引入更為精致、精心、精密的政府干預，以外部激勵結合說服引導，來推進扶貧、衛生、教育、金融等事業的發展。

作者們在書中反復強調，不能讓經濟學成為純粹書齋式的學問，不能過于理想化地假設市場自己能創造公正的、可接受的、高效的結果，這是因為“在一個不平等程度急劇上升、贏者通吃的世界里，窮人和富人的生活正在產生巨大差異，如果我們把所有社會問題甩給市場，這種差異將無法逆轉”。

更微妙的是，兩位作者發現，發達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實際上和他們研究發展中國家面對的問題是相似的——“人民無法享受發展成果，社會不平等極速加劇，對政府缺乏信心，碎片化的社會和政體”，而這無疑會導致“我們所熟知的、建立在民主和對話基礎上的文明正受到威脅”“受干旱影響的印度農民、芝加哥南區的年輕人和剛被解雇的50多歲白人之間有什么共同之處?他們可能面臨問題，但他們本身不是問題”。

經濟學大師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曾多次指出，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的一部分，它其實是政治經濟學，并且是比“財富”更重要的“人學”的一個方面，經濟學不應只研究人的心智(mind)，還應當研究人的心靈(heart)。這種定義與已經過度專業化、零碎化、細密化、局部化了的當代經濟學的觀點截然不同，但我認為，它與兩位作者在書中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

可以說，要理解經濟議題，就要理解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各自的生命歷程、生活世界、生活場景，同時又要采用田野調查、隨機試驗等科學手段來尋找制定和改善政策建議的科學依據，借以在金錢和物質之外，“將人的尊嚴重新放在中心位置”，并在這個民粹主義、反智主義帶來分裂與對立的時代，幫助我們消弭分歧、重建互信、打造共識。

構建更人道的經濟學 凡在談及經濟學改變世界的力量時，論者大多會引用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結尾的經典之論:“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之思想深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只是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行家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狂人執政，自以為得天啟示，實則其狂想之來，乃得自若干年之前的某個學人。”

本書兩位作者也未能免俗。但奇怪的是，他們并未引用凱恩斯在《通論》中最后的話:“早些晚些，不論是好是壞，危險的倒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或許正如兩位作者一再強調的那樣，“經濟學太重要了，不能僅僅把它留給經濟學家”。但不同經濟學家間不同思想和理論的碰撞，在所難免。

例如，作者在致謝中提到的哈佛大學歷史與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艾瑪·羅斯柴爾德教授曾指出，亞當·斯密相信大多數人會希望其他人同樣不受壓迫或剝削，“這是經濟自由體系的基礎”。可惜的是，兩位作者只看到了古典經濟思想不能完全切合現實的重大缺陷，卻未能看到其最為虔誠的愿望。作者們致謝的另一位學界同好、巴黎經濟學院教授托馬斯·皮凱蒂在新書《資本主義與意識形態》中也提出，不平等的真正原因來自政治與意識形態，有可能通過“參與式的社會主義”以及遞進稅率解決。但兩位作者認為對超級富豪課征重稅，也不能募集到超過美國國民收入1%的資金。那么在面對書中提出的移民、貿易戰、不平等和氣候變化等問題時，社會政策的創新所需資金從何而來?兩位作者對此并未提出可操作的具體方案。

經濟學是一種生活方式 作為一名接受過10年經濟學科班訓練的普通讀者，我曾認為經濟學是一種生活方式，這種認識或許過于詩意、缺少地氣。因為真實世界的經濟絕不像經濟學理論所假設的那樣是穩定的、理性的、有效率的，甚至不應該將經濟學視為一門純粹的科學。但我也曾思考，接受過最基本經濟學教育的人之間，是否存在一系列接納、信守、認同的基本原則，例如關注選擇，重視合作，支持交換。

欣慰的是，我們總能發現，無論所提出的經濟學理論的分析框架、問題假說、實證模型、推演路徑、學理結論和政策建議如何大相徑庭，有堅守的、有良知的經濟學家無非是希望能得出符合科學精神、令人信服且有助于“經邦濟世”的結論，讓我們離真相更近一步，其目標和理想其實都是讓市場更有效率、更顯公平、更具道德，也就是兩位作者所說的“經濟學家們條件反射式的基本觀點”:“我們應該讓市場發揮作用，同時為那些弱勢群體提供保障。”

正因如此，兩位作者才指出，“我們都想要一個更美好、更理智的世界。”或許我們同樣需要一種“更美好、更理智”的經濟學，即:一種認識到人類的最終目標不是GDP數字，而是福祉提升的經濟學;一種認識到馬歇爾所提出的“人的研究”意義上的經濟學;一種愿意保持謙虛和誠實、實事求是地接受檢驗并不斷保持發展活力的經濟學。

最重要的是，用羅納德·科斯的話來說，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一個開放式的集體學習與自我轉型的演變過程，任何思想與知識都不可能完美、終極、單一到足以一統天下地描繪多維度、多面向的現實。如果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如果不能真正信奉知識的自由競爭，任何國家與地區的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無疑都是不可持續的。好的經濟學和經濟學家，都會毫不猶豫地贊同這點。

(咸寧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