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我們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不以當一個王朝人為榮。”這是著名作家柏楊的經典著作《中國人史綱》序言中的一句話，這句話為我們點明了這部著作的核心理念——中國人。通常的歷史所傳遞的價值觀總有那么種“成王敗寇”的味道，所以普通人讀史，很容易在價值觀上走一些彎路，與歷史真正要表達的內容背道而馳。柏楊因此在通讀《二十四史》之后，在有限的條件下，展開了《中國人史綱》的創作。

《中國人史綱》并不以古代帝王為正統主導。反之，這部著作是站在古往今來的普通中國人的視角去看中國的歷史，有著很多的情緒和感受。柏楊先生畢竟是位作家，不是歷史學者，所以這本書有著時代和個人的局限。不過作家寫史的好處就是，讀者讀起來是一氣呵成，尤其是通史，可以做到無縫連接，情緒的跌宕起伏，家國天下的大義，閱讀起來順暢無比。再加上普通人的視角，剪除了對一些對帝王的歌功頌德，使過度集中于帝王將相功敗垂成的歷史只剩下時間這個維度。

這部《中國人史綱》出版時間已久，最初出版時在兩岸三地引起過重大反響，曾被臺灣地區評選為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十部書之一。然而隨之而來的爭議也很多，大多集中在柏楊寫作時，加入的大量個人情感色彩以及對歷史知識的硬傷和錯誤理解。如筆者開篇所說，柏楊并非是歷史學者，也不曾受過專業的歷史學訓練，他作為一個作家的目的就是將自我的思想補充進大眾讀者的知識空白處，作為中國歷史的普及者來寫作。

這本書既不叫“中國通史”也不叫“中國史綱”，而是叫“中國人史綱”，特地把“人”突出出來，就已經表明了柏楊的立場，這是一部站在普通人角度寫給普通人看的歷史書，出發點是平民的角度。在書中，柏楊大力贊揚唐太宗的為政舉措，但對明太祖朱元璋卻極盡貶損，其實我們從柏楊所站的角度去看，便可理解他對這兩人天差地別的評價。因為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唐太宗治下開放向榮的環境老百姓生活得自然舒服自在;另一邊在朱元璋的治下，雖然老百姓被他從元朝的官吏手中解救了出來，但朱元璋對于民間生活大加干涉，進行了方方面面的改造，對當時的老百姓及后世確實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就好比雖然擁有了自由但卻始終戴著鐐銬，使中國人日漸失去了開拓之心，逐漸將心思都撲在了帝王家。從柏楊在書中透露的喜惡，不難看出他寫這本書的出發點和立場。

順讀中國歷史時，最讓人頭疼的問題莫過于歷朝歷代各位皇帝的年號。在古代，中國年號除了表示紀年以外還表示祈福、歌頌、避禍、改朝換代甚至是皇帝任意而為。自打漢武帝首創年號后，年號對東亞文明圈影響至深，至今日本仍保留著年號并在正式場合沿用。

年號對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主要是為了紀年而用，所以統一而固定的年號不易造成人們生活上的混亂;但明清之前的皇帝在年號這方面就顯得比較肆意了，一有變動就想著改年號，年號使用得不規范，不管是統一時期還是分裂時期，都對后世研究者造成了不小的混亂。如唐王朝第三位皇帝唐高宗李治，在位三十六年，就改了十四次年號，而且到了李治去世的前幾年基本上是一年一改，如此這般變動，年號到頭來也沒改變李治病故的命運。而繼任者武周皇帝武則天，在位十六年，竟換了十三次年號。而且其他朝代，甚至出現了第一封改元詔書還沒到達全國，第二封改元詔書就發出來的荒誕事情。年號的不規范令時人不勝其煩，也造成后來研究的混亂。

柏楊在書中繞過年號的阻礙，只采用公元紀年來編排時間的順序，讓一般的讀者更好地理解時間的變化。以眾多讀者所更為熟知的方式方法，輔助讀者們直至事情核心，不在時間順序等問題上過多停留，讓這本書閱讀起來更為順暢。

中國歷史中，還有個大困擾就是朝代號和國號的問題。“中國”的概念一直是地理的名詞。在中國歷史上大多以朝代作為分隔，每當一個統一王朝出現，國號就會處于中國之上，而分裂時期，則誰也不代表“中國”。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個奇特的現象，據柏楊統計從黃帝到偽滿傀儡政權，中國境內出現了像樣或不像樣的共計八十三個王朝和五百五十九個帝王，但從沒有一個以“中國”作為國號。這便帶來了一個含糊不清的混亂局面，中國的概念為歷代統治者所接受，然而當王朝凌駕于中國的概念之上時，所謂的“正統”卻出現了歧義。

古代中國并沒有像今人這樣廣闊的思維和格局，在歷史上作為延續的一直都是王朝和國號的交替，有時為了延續而不得不產生多重標準。柏楊舉例，《資治通鑒》中有很多弒君篡位者、罪惡昭彰者被奉為正朔，比如篡唐的朱溫，只作為一方割據，且行惡多端，但因為其繼唐之后又占中原腹地，因此被視為唐的繼承人。司馬光曾極力解釋他的正統觀，但王朝的局限終究還是留在了史書上。因此若只以王朝、國號代替中國的概念的話，便容易產生“成王敗寇”的感覺。因此，柏楊這本書是從中國人的角度出發，不以一朝一世為尺度，不站在王朝的角度評價過往朝代，功過垂成、道德秉性皆可評價。

同時，柏楊還首創以“世紀”為單元，以公元為紀年，將王朝、國號置于次要地位，而將中國放在首位。讓中國人在讀本國的歷史時，不因某一個朝代的強大而以那個朝代為榮，也不因某一個朝代落寞而以其為恥，而是以貫徹的思想角度出發，將所有的王朝、所有的國都包含在中國的概念之下，不讓所謂的正統和所謂的偽政權影響到中國人對于歷史的認知。唐亡不是中國亡，清興也不是中國興，不管輝煌還是沉寂，中國始終屹立如固。這其中蘊含了作者柏楊先生對中國深沉的愛，其實從《丑陋的中國人》就可以看出，柏楊對于中國及中國人的研究和思考，始終是在自己之上的。    

(咸寧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