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增訂版 金沖及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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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黨百年之際，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增訂版(以下簡稱《史綱》)由三聯書店出版。全書分為4卷，達126萬余字，從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寫起，歷經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建立后的風云歷程，一直寫到2000年的中國，是一部闡述20世紀百年中國復興之路的經典歷史著作。

“二十世紀，是一個充滿動蕩和劇變的不平凡的世紀。對中國來說，這是決定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

新意與亮點:

打破常規和直面批評

要給20世紀的中國寫史，不容易。史學家王奇生說:“治清史者不治民國史，治民國史者不治共和國史，少有貫通研究者。前幾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集十余位學者合力撰寫一部《中國近代通史》(1840—1949)，被稱作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國近代通史’‘完成了幾代史學家未竟意愿’，可見通史撰寫之不易。”

此外，“當代人不寫當代史”也是一種常規。

金沖及偏要迎難而上、打破這些常規。他75歲從工作崗位上離休，從那時開始寫《史綱》。“這部書的主題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當歷史剛進入二十世紀時，西方八國聯軍正武裝占領中國首都北京，中華民族正面臨著被列強瓜分或滅亡的沉重危機。一百年過去了，在二十世紀的最后一天，中國人民進入了向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邁進的新征程。前后對照，這一百年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復興征程中的一個關鍵性階段，很多人愿意比較系統地了解這條路是怎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所以就這樣寫了下來……我承認，當代人寫當代史總有他的時代局限性。但他們也有他們的難處:研究的依據只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資料，而那時的時代氛圍、人際關系、民眾心理以及影響事態發展的種種復雜因素未必都在資料上記錄下來，后人很容易拿多少年后的狀況和經驗去推想當年的事情，或者把個別未必準確的文字記載看作事情的全體，有時就顯得隔膜以至失真。”

《史綱》引用的資料極為豐富，特別是大量引用了過去尚未公開發表過的珍貴資料，如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各種場合的講話記錄、插話記錄，在一些文件上的批語，還有一些內部信件和“未刊稿”等，又及時跟蹤搜集了一些近年來新解密的檔案、日記，新出版的回憶錄和有價值的著述，大大加強了書的可讀性和可信度。

此次“三聯”出的增訂版，一個亮點是收錄了八位著名學者的長篇書評，有些評論相當犀利直率，如楊奎松教授的書評。這些“對立面”的聲音，豐滿、深化了讀者的認識，也是一種新意。

下筆如晤“假想敵”:

用史料和細節說話

讀《史綱》，有個強烈的感覺，就是作者絕非自說自話，每到關節要害處，也就是近年來爭議較多、眾說紛紜之處，作者總是不厭其煩、有針對性地運用史料、鋪陳細節，讓讀者順暢接受他的觀點。

自從上世紀80年代出現“救亡壓倒啟蒙”之說以來，不少人對革命與現代化的關系產生了疑惑。在言說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每一個分岔點時，都可以看到這種疑惑。比如晚清新政與辛亥革命，比如北洋統治與大革命，比如“黃金十年”，乃至抗戰后出現的和平機會，等等。

金沖及懂得這種疑惑，他守在歷史的每個分岔點，平靜地告訴讀者:那條看似平緩的路，有人嘗試過了，走不通啊，不信的話，你自己去看吧。

比如晚清新政，能夠騙到后世一些人的同情，卻騙不到當時的老百姓。作者寫道:“辛亥革命前夕，人們的這種不滿和憤怒已發展到不加掩飾的地步，并且在社會上相當普遍。1911年5月10日和16日，長沙海關稅務司偉克非給總稅務司安格聯的兩封信中憂心忡忡地寫出他所看到的民眾普遍心態:‘毫無疑問，大多數老百姓是希望換個政府的。不能說他們是革命黨，但是他們對于推翻清朝的嘗試是衷心贊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將來，一場革命是免不了的’。”

再比如“袁大總統”，現在有些人也欣賞他的能干。作者引用了當時著名記者黃遠庸的報道，指出袁世凱在行事方式、制度規矩乃至日常生活方面，處處模仿前清朝廷:“吾人敢為不敬之言，今袁大總統之為總統……一切不能脫滿廷之舊。”黃遠庸斷言，袁世凱這種心理，必然影響到他的政治。

孫中山曾經上書李鴻章，想嘗試一下推動清政府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毛澤東也不是一開始就主張武裝斗爭的。

金沖及說:“看一看近代中國的實際情況，事情就很清楚:當國家的命運還不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里的時候，當統治中國的反動勢力拒絕一切根本社會變革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現代化建設，只能是一句空話。如果事情真能用和平的辦法來解決，如果這條路還有一點點希望能夠走得通，怎么會有那么多人奮起革命，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作出巨大的自我犧牲呢?千百萬人奮不顧身地投身革命，絕不是任何人想這樣做便能這樣做，而是由深刻的社會原因造成的。”

道破歷史真相:

以所謂“黃金十年”為例

所謂的民國“黃金十年”，也是一個爭議話題，《史綱》的處理客觀、公正而老到。

首先，1928年、1929年，民族工商業出現了一些生機。1928年新注冊工廠250家，注冊資本1.1784億元，創下1914年以來最高紀錄。

軍閥混戰暫時停息，1928年很多重要鐵路恢復通車。

教育事業發展不錯，1928年全國有1339所中學，到1931年有3026所，中學生從23萬增加到53萬。學術、科學、文化有所發展，取得了一些成果。

1935年還進行了幣制改革，放棄銀本位，推行法幣，為日后抗戰的財政支持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些都是“黃金十年”中取得的一些成績，金沖及一一列舉，對幣制改革給出了“影響深遠”的評價。

但是《史綱》也指出，歷史可能給了國民黨機會，但它并沒有抓住。

首先是國民黨自己蛻變，為此引用了蔣介石離開大陸時的日記:“昨游覽城鄉，可說鄉村一切與四十余年以前毫無改革，甚感當政廿年黨政守舊與腐化自私，對于社會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

然后是國民黨各派系之間大規模內戰，《史綱》引用了中國臺灣歷史學家郭廷以的論述。

政治和軍事的混亂必然影響經濟。《史綱》從臺北出版的《中華民國建國史》找到了硬材料:“有一項關于政府歲出的統計數字很值得注意。這些似乎很枯燥的數字，比多少議論更容易看出問題所在:1928年，歲出4.97億元，主要項目所占百分比，軍務是49.7%，債務33.3%，建設0.6%;1929年，歲出6.1875億元，軍務所占百分比為40.9%，債務為33.4%，建設為0.4%;1930年，歲出7.12億元，軍務占43.8%，債務占39%，建設只占0.2%。”

換句話說，軍費和償還內外債務一直占財政歲出百分之八十左右，在這種沉重負擔下，南京政府能用在經濟建設上的費用自然微不足道，而且大多只是維持性的費用。它在經濟建設方面究竟能做多少事，不需要作很多分析，就已一望而知。

政府缺錢，到哪去弄?干脆動用黑社會和特務去綁架勒索資本家。

《史綱》引用了美國歷史學家小科布爾的《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

“1928年1月，綁架事件發展到了高潮。蔣的特務企圖勸說萬國體育場和遠東公共體育場這兩個跑馬場各承擔五十萬貸款。這個企圖落空后，宋突然要這兩個跑馬場繳納入場券和賽馬彩票的印花稅。隨后，1928年1月19日，遠東體育場董事會主席的兄弟在法租界被綁架，勒索贖金。當時上海的一些富有市民紛紛逃離這個城市，以避免被綁……對上海資本家來說，國民黨統治的第一年是一個災難。”

1929年以后，新開設工廠和資本額一直在下降。

在《南京政府的最初幾年》這一章結尾，《史綱》先是引用了美國學者費正清和易勞逸的觀點，然后平靜地給出了自己的結論:“南京政府建立后的最初幾年，實際上已為它日后的失敗埋下了種子。” ? ? ? ? ? ? (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