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風云——劉衍淮西北考察日記 (1927-1930)》?? 劉衍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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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十九歲的劉衍淮走出北京大學校門踏上西北考察之路時,他不會想到這一去便是七年,離開時他還只是北京大學理預科二年級的學生,再次回來時他已是氣象學博士,并在日后成為中國氣象事業的奠基者。

1927年,瑞典著名探險家斯文·赫定受德國漢莎航空公司資助前來中國考察新航線,但此次西北考察遭到來自中國學術團體的強烈抵制。經多方談判溝通,雙方簽訂了中瑞科學考察合作辦法。1927年的中國學界也不會想到,他們據理力爭而來的這次國際平等合作考察,會為日后中國的科技史、考古史、西域史、交通史的研究發展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一度被認為會消散在時光中的一段歷史,因劉衍淮后人的捐贈,11冊稿本日記就這樣不經意間赫然呈現在世人眼前。歷經三年努力,2021年8月,由新疆師范大學徐玉娟等老師整理、北京大學朱玉麒教授校審的《絲路風云——劉衍淮西北考察日記(1927-1930)》整理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日記記錄了劉衍淮從1927年5月9日離開北京踏上西行之路,直至1930年4月19日抵達柏林開始博士學習期間1077天的考察行程。翻開這部日記,我們仿佛穿越了歲月煙塵,隨著西北科考團踏上了茫茫西行之路。

一段西行考察的記錄

中國西北科學考察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新航線,此行要獲得的科學資料也以氣象、地磁等探測資料為核心,科考團先后在額濟納、蔥都爾、迪化、庫車、若羌等多地建立了氣象觀測站,獲得了西北氣象觀測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被氣象學家郝德帶回德國后,都不幸毀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之中。中方氣象組另三位負責氣象的團員,崔鶴峰留在包頭等待建立氣象站,最終因經費沒有著落而最早退出科考工作,馬葉謙留在蔥都爾氣象站不幸殉職,李憲之的相關日記材料均未保存下來。劉衍淮日記中詳細記錄的觀測數據對于了解當時中國西北氣象情況就顯得極為珍貴,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填補了此次科考工作中最為重要的氣象考察資料方面的缺失。

這部日記既是劉衍淮嚴縝翔實的工作記錄,也是他艱辛考察中的心靈港灣,一方面為后學保留了西北氣象觀測的大量珍貴數據,同時再現了科考團真實的生活及工作狀態,記錄了如斯文·赫定、徐炳昶、袁復禮等學者的精神風貌,還原了當時中國西北的風土人情,這些資料對于我們深入研究這段考察歷史,探索當時中國西北歷史情況等均具有文獻價值,這部日記所呈現的資料是彌足珍貴的。

一個青年成才的歷史

西北之行是劉衍淮從事科學事業的起點,透過這部日記我們也能看到一位青年學子的成長過程。

當時的中國外有帝國列強的虎視眈眈,內有軍閥派系的戰爭不斷,國家積弱,民不聊生。但是,對于劉衍淮而言,旅程是一種空間的位移,從熟悉的此空間移動到不熟悉的彼空間,在移動中,尋找陌生、新奇與驚異。這次西北科考之行,讓他第一次接觸氣象學,跟隨德國氣象學家郝德學習氣象觀測技術及相關氣象儀器的使用方法,肩負著水文氣象觀測、線路圖繪制等工作,每天定時進行三次氣象觀測并記錄。考察開始兩周后,劉衍淮等四位氣象生便已掌握了地面觀測項目,能夠施放測風氣球,用經緯儀探測高空風速風向。他們在考察實踐中不斷學習,不斷摸索,在一次次失敗中吸取教訓,在一次次成功中積累經驗。從初次接觸氣象觀測儀器,到獨立進行氣象觀測,劉衍淮僅僅用了兩個月的時間。

面對艱苦卓絕的自然條件、動蕩不安的政治環境以及外方團員的傲慢自大,劉衍淮堅持學習氣象學知識,并完成了為期一個月的新疆天山福壽山氣象觀測,獨立完成了庫車氣象臺站的建設及氣象觀測,他后來整理發表的《天山南路的雨水》(1931),《迪化與天山中福壽山四月天氣之比較》(1977)等文均得力于西北科學考察這段經歷。劉衍淮等中國青年學生的勤奮踏實、聰慧好學精神也得到了斯文·赫定、郝德等西方學者的認可和贊賞。年輕的劉衍淮不無驕傲地記錄下斯文·赫定和徐炳昶等前輩學者對自己的贊賞,他在日記中提到“當天和晚上赫定就說我的路線圖比Stein的好得多。”(1927.11.4)“徐先生多鼓勵啟發語,對我希望甚殷”(1928.1.11)。在西北科學考察告一段落后,這一段難忘的行程改變了劉衍淮的人生軌跡,他與李憲之繼續西行,前往德國柏林大學學習氣象學,成長為中國氣象學的一代宗師。

一幅中國西北的風土人情圖

劉衍淮每到一處都會詳細記錄當地民俗民情,包括節日、飲食、教育、娛樂、稅收、農業種植、百姓生活場景等諸多方面,正是這事無巨細的記載,讓我們看到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西北最真實的狀態,也為我們了解當時的風土風情,留下了寶貴的文獻資料。如日記中多次出現了關于關帝廟的記錄,根據相關記載,清朝康雍年間,清軍駐扎的巴里坤就已經建立了關帝廟,乾隆中期以后,新疆關羽崇拜更為盛行,在新疆南北路各主要交通路線,只要是有漢、滿等軍民居住,就會建有規模不一的關帝廟。劉衍淮日記中多次出現了關帝廟的記載。他從哈密出發前往迪化,沿途多次見到關帝廟;后來他被派往庫車建立氣象觀測站,也記錄了他沿路看到的關帝廟及關帝崇拜的情形,如在托克遜“游關帝廟,內有柳葉桃幾株,花雖將謝,美色猶存”(1929.5.28),距離蘇巴什27公里的阿呼布拉克“游龍神祠,門多貼‘救荒僻谷神丹’‘關帝君救急靈難經文’一流的印刷品”(1929.5.31),并在庫車聽津商說起關于關帝顯圣的傳說;從庫車返回迪化路過庫米什看到“小廟一椽,內供關帝紙位”(1929.9.15);從迪化前往塔城,在老風口也有關于關帝廟的記錄“荒店三,皆深院冰水雪,屋多破,有樹幾棵,有溪,南有馬王廟,北為關帝廟,近馬王廟北之大廟為風神廟,內供闔境風神、本境山神及土地尊神”(1930.3.16)。

一曲科學救國的贊歌

西北之行是激發劉衍淮科學救國精神的契機。浩瀚的沙漠里蘊含著胡楊的勃勃生機,如同平靜的海面下涌動著海浪的波濤洶涌,總有一股力量即將噴薄而出,對于當時的知識分子而言,這股力量便是科學救國精神。

劉衍淮作為北京大學青年學子已經接受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及科學民主思想的洗禮,當他踏上夢寐中的西行之路,他面對的不僅是夜光杯里的葡萄美酒,廣袤沙漠的雄奇壯觀,還有惡劣的自然環境,動蕩的西北政局,外方的倨傲無禮。閱讀他的日記,能看到“先烈不能瞑目,志士仍當努力”(1927.10.2)的奮發圖強,“家鄉糜爛,聞之痛然”(1928.5.19)的巨大痛苦,“心多杞憂,難于入夢”(1928.7.14)的抑郁不平,“其當戮殺之慘凄,甚于虎狼,其手段之鄙劣,有過鬼蜮”(1928.12.9)的無比憤慨,大書“勿忘五月九日國恥紀念”(1929.5.9)的激憤之情。面對動蕩不安的時局,面對帝國列強的欺凌侮辱,正是這份對祖國的擔當責任,這份心系國家命運的愛國精神,促使并激勵劉衍淮在山河殘破風雨飄搖之際,一路向西,不屈不撓地追尋科學救國的道路。

劉衍淮日記不僅僅是個人愛國情感的呈現,更是那個時代諸多志士仁人尋求拯救國家于危難之際的時代縮影。科學救國精神不僅體現在其日記中,更是貫徹在劉衍淮一生的氣象事業中。抗日戰爭爆發后,劉衍淮毅然放棄大學教授的安定生活,在竺可楨的推薦下棄文從戎,入職中央航空學校擔任教官,培養了大批軍事氣象人才為空軍服務,為近代中國軍事氣象的發展奠定了堅厚基礎。

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拉開了中國西北學術史發展的序幕,“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開創者們披荊斬棘、櫛風沐雨,克服重重困難,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對鞏固西北邊疆、加強國家學術建設等均具有現實意義。劉衍淮作為此行親歷者,其日記既是這一段歷史的見證,也是一個時代的縮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文化能夠燭照人心,傳承文化是知識分子的擔當與使命,這部塵封了近百年的日記得以整理出版,嘉惠學界,有益于進一步推進西北史地研究,而在國家遭逢劇變時期,西北科考團的中方團員們為了家國利益死生以之、不畏艱險的精神更是對后學堅持操守、傳承文化的激勵。 (咸寧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