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修建的龍腦橋。該橋建于瀘縣九曲河上,長54米,至今仍然固若金湯。

萬佛寺出土南朝背屏式小龕,現(xiàn)藏于四川省博物館。

渠縣沈府君闕,府君是漢代對郡相、太守的尊稱。

瀘州宋刻,侍者頭戴交腳幞頭,手持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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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本期為讀者推薦一本新書《尋蜀記》,該書是作者蕭易十九次與《中國國家地理》同行的發(fā)現(xiàn)之旅。作者選擇了四川近年來具有代表性的考古發(fā)掘以及荒野田疇的遺址,時間跨度從新石器時代到清代。書中不僅有耳熟能詳?shù)娜嵌选⒔鹕尺z址,也有諸多難得一見的現(xiàn)場見證。這些文物串聯(lián)起來,形成一部可以觸摸、踏訪的歷史,從而以考古的角度呈現(xiàn)了四川深厚的人文歷史。

今年,古老的三星堆又帶給世人驚喜,新發(fā)現(xiàn)的六個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象牙、金面具、青銅鼎尊人像等,這些自成體系的文物,被古蜀人用于祭祀,追憶和崇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祖先、無所不能的神靈,向后人展示著他們天馬行空的幻想。除了三星堆,四川可謂中國考古的寶藏,最多的漢闕、崖墓,最多的佛教石窟,自成體系的道教石窟,最集中的宋代石室墓……為數(shù)眾多的考古發(fā)掘,給了我全新的角度去書寫四川歷史。

中國漢闕大半在四川

說起“闕”,中國人可能都會吟詠幾句詩詞,“樂游原上清秋節(jié),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fēng)殘照,漢家陵闕”“不知天上宮闕,今昔是何年?”這也難怪,單是《全唐詩》中寫到“闕”的古詩,就超過了千首。

“闕”,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為“門觀”,晉人崔豹的《古今注》說得更為具體:“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于其前,所以標(biāo)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闕”是中國古代豎立在城市、宮殿、祠堂、廟宇、陵墓兩旁前的標(biāo)志性建筑,用途不同,自然也就分為了城闕、宮闕、祠廟闕、陵墓闕。

漢代是“闕”的極盛時代,“漢闕”一詞由此得名。漢朝創(chuàng)立之初,丞相蕭何在長安營建未央宮,除了前殿、武庫、太倉,還修筑了東闕、北闕。漢高祖認(rèn)為天下未定,就修建如此壯麗的宮闕,實在太過奢侈。蕭何答道:“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換句話說,巍峨壯麗的東闕、北闕,就是大漢帝國威儀的象征。

詩詞中的漢闕汗牛充棟,留存至今的“闕”卻是鳳毛麟角。中國現(xiàn)存漢闕45座,其中四川省24座,山東省11座,河南省3座、江蘇省1座、重慶市6座、北京市1座,又以四川省最為集中,獨占中國漢闕的半壁江山。四川的漢闕,廣泛分布在綿陽、雅安、梓潼、蘆山、德陽、夾江、渠縣等地,建于東漢建武十二年(36年)的梓潼李業(yè)闕,是中國迄今最年長的漢闕。

四川的漢闕,以陵墓闕最為常見,它們是一些禮儀性建筑,立在帝王將相、文武百官陵墓墓道兩旁,是墓主身份與地位的象征,普通百姓是不能用“闕”的。漢代蜀地的殷實之家,則大多選擇在崖墓中安葬,所謂崖墓,即在巖壁上鑿穴筑室,并仿照墓主生前生活,分割成享堂、墓室、盥洗間、廚房諸多空間。漢代,崖墓在四川盆地盛極一時,密如蜂巢般分布在長江、涪江、岷江、沱江、嘉陵江、郪江及其支流兩岸巖壁上,如同滿天星斗一般遍布四川的丘陵山地,成為漢人靈魂棲息之所。正如陶淵明在《挽歌》中吟唱的那樣:“死去何所道,托體共山阿。”

崖墓中的彩繪,出土的畫像磚,石棺上的雕刻,則打開了一扇了解漢代人生活的窗口:高深的宅第中,墓主與賓客席地而坐,舉杯暢飲,在鐘、磬、鼓、排簫、笙、瑟等多種樂器的伴奏下,舞女揮舞長袖翩翩起舞,表演著漢代流行的“長袖舞”……

在漢人看來,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終結(jié),而是另一種生命形式的開始。于是,許多崖墓中時常重復(fù)著這樣的場景:墓主穿越天門,來到昆侖山拜會西王母;西王母端坐在龍虎座上,世人夢寐以求的不死藥,由活潑的玉兔、蟾蜍搗制著,三足烏、九尾狐往來穿梭;生著雙翼,長著長耳,赤身裸體的仙人自在遨游……兩漢時期,對西王母的崇拜達到頂峰,中央政府甚至設(shè)立專門的官員負責(zé)西王母的祭祀,漢人無不幻想死后能升入仙境,遨游昆侖山,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藥。

中國石窟藝術(shù)的下半闋

“西風(fēng)殘照”的漢闕與“視死如生”的崖墓,鐫刻下了漢代蜀地的歷史。唐代的蜀地,也是鐫刻在石頭上的,漫山遍野的石窟寫下了唐人的故事、祈請。

唐廣明二年三月廿八日(881年),陵州(晚唐轄仁壽、貴平、始建、井研、籍縣五縣,治所位于仁壽縣)仁壽縣桐林鄉(xiāng)崇賢里,鄉(xiāng)民羅靖走出家門,來到寺院,蜀地的春天姹紫嫣紅、桃紅柳綠,是一年中最好的光景。幾個月前,他拿出積蓄,找來工匠,為小兒之玉,開鑿了一龕延壽命菩薩,今日已完工了。菩薩頭戴寶冠,寶繒垂肩,面部飽滿,身著天衣,瓔珞蔽體,善跏趺坐于雙層方座之上。

不知羅靖可曾聽說,兩個月前,當(dāng)今天子唐僖宗逃到了成都,黃巢義軍在長安焚燒市肆,掠奪財產(chǎn),誅殺官吏、皇族,長安城形同水火。晚唐天下紛亂,時局動蕩,老百姓的命運如同一葉扁舟在狂流中顛簸,生活安定、延長壽命成為他們在亂世中的渴望。石窟完工后,羅靖讓工匠加上了兩則題記:“敬造延壽命菩薩一龕永為供養(yǎng)”“桐林鄉(xiāng)崇賢里……靖弟子為男之玉……延長造,因齋慶過……廣明二年三月廿八日弟子羅靖供(養(yǎng))”。

光芒千佛崖地處仁壽縣順龍村,現(xiàn)存37個大小龕窟,大多殘損,荒草中插著幾只未燃盡的香燭,鄉(xiāng)民進山勞作,往往帶把香火插在石窟前,荒野中的佛像才迎來久違的香火。順龍村距離成都不過一小時車程,不承想到,就在這里,我找到了巴蜀石窟的新題材,延壽命菩薩此前僅在新疆吐峪溝、敦煌莫高窟發(fā)現(xiàn)帛畫、絹畫。

仁壽縣境內(nèi)現(xiàn)存壇神巖、牛角寨、渣口巖、千佛寺、殺人槽、兩岔河、能仁寺等唐代石窟點。在四川,幾乎每個市、縣中都有為數(shù)眾多的唐代石窟,比如廣元、巴中、綿陽、夾江、安岳、丹棱等。不管是分布點位,還是數(shù)目,四川石窟的數(shù)目都是中國最多的,改寫了清人“唐盛宋衰”的論斷,將石窟的歷史延續(xù)數(shù)百年之久。如果說北方、中原寫下了中國石窟上半部歷史,巴蜀就是下半闋。

在考察石窟的過程中,重慶市大足區(qū)石門山一龕玉皇大帝造像,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柳眉杏眼,儀表堂堂,頜下一縷長須,頭戴冕旒,身著圓領(lǐng)長袍,如同古時的帝王一般威嚴(yán)肅穆;龕口的護法神千里眼、順風(fēng)耳張牙舞爪、青筋暴露。在石門山三皇洞中,我又看到了天篷大元帥,它便是家喻戶曉的豬八戒,幼時讀《西游記》,曾想過這貶下凡塵前的天篷大元帥,該是什么模樣?沒想到卻在這里與它不期而遇。題記顯示,石門山是宋朝南渡后的作品,約開鑿于紹興年間(1131—1162年)。

《西游記》寫的雖是唐僧師徒取經(jīng)的故事,恐怕給讀者印象更深的卻是以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為主宰的天庭,以及它們麾下天篷大元帥、太白金星、六丁六甲、土地公公等龐雜的道教神祇。石門山給了我一個啟示,根源于中國本土的道教,也是要開鑿石窟的,雖然這多少有違“道本無形”“道至隱,無狀貌形狀也”的古訓(xùn)。

道教石窟的數(shù)目,大約只有佛教石窟的百分之一,以四川省與重慶市數(shù)目最多,最為集中,這里古稱巴蜀,是天師道的發(fā)源地,有著深厚的道教淵源。根據(jù)年代,我將中國道教石窟分為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七個時期,除了元代,其他時期的道教造像都在巴蜀有發(fā)現(xiàn)。風(fēng)格各異、題材多變的石窟,勾勒出道教在歷代王朝的盛衰春秋,打開了一扇走進道教的大門,這也是“最中國”的石窟。

再現(xiàn)《東京夢華錄》

宋代,伴隨著中國經(jīng)濟中心南移,長江邊的瀘州,作為夷漢交界之地,乾道六年(1170年)升為潼川府路安撫使所在地,絡(luò)繹不絕的遷徙者,或因做官、或因歸鄉(xiāng),或因商貿(mào),或因參軍來到瀘州,經(jīng)由數(shù)代苦心經(jīng)營,最終在這片土地上立足。一百二十年中,瀘州人口暴漲接近十倍。

有意思的是,瀘州也是中國宋代石室墓最集中的區(qū)域之一,境內(nèi)的瀘縣、合江縣有大量宋墓存世。每到夏天,隱藏在山包中的宋墓就被雨水沖刷出來。瀘縣羅盤山地處奇峰鎮(zhèn)紅光村,是個馬蹄形山包,山腰分布4座宋墓,一、二號墓是合葬墓,同穴異室,共用墓壙。一號墓橫梁上有則簡短的墓志:

宋故陳公諱鼎,字國鎮(zhèn),享年六十一,官至承奉郎,時淳熙丙午十二月十三日,既大祥惟吉葬之,銘曰:隱其德兮微而彰,修其身兮抑而揚,亦既有子班簪裳,嗚呼丞奉其不亡。

墓主陳鼎,生前曾任承奉郎,《宋史·職官志》記載,承奉郎為從八品,位列文官第二十四階,官微俸薄。宋淳熙丙午(1186年)冬天,六十一歲的陳鼎在家中溘然長逝,并于同年十二月歸葬羅盤山。

幼時看《水滸》,不少章節(jié)猶歷歷在目。第十三回《急先鋒東郭爭功 青面獸北京斗武》,索超與楊志在京師比武,索超“頭戴一頂熟鋼獅子盔,腦后斗大來一顆紅纓,身披一副鐵葉攢成鎧甲,腰系一條鍍金獸面束帶,前后兩面青銅護心鏡;上籠著一領(lǐng)緋紅團花袍,上面垂兩條綠絨縷頷帶;手里橫著一柄金蘸斧”。陳鼎墓右側(cè)武士,戴的是虎頭形頭盔,身披鎧甲,腰上束帶,胸口罩圓形護心鏡,外罩長袍,手上握的恰好也是大斧,與索超裝扮頗為相似。

《水滸》雖是北宋故事,北宋、南宋的武將裝備其實并無太大區(qū)別,也就是說,這些栩栩如生的武士,從某種程度而言就是梁山好漢的再現(xiàn),如同一部雕刻在石頭上的《水滸》。

近年來,瀘縣文管所從民間征集了諸多石刻,文管所庫房中,一排排武士、侍女倚在墻壁上,青龍、白虎鋪滿地面,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漫步其中,恍若穿行在北宋汴京城中。其中一件雕刻,彎曲的欄桿上,六名女子或吹笙,或托鼓,或奏笛,或舞蹈——這是瓦肆勾欄。

汴京城里勾欄眾多,又以東角樓街巷最為集中,《東京夢華錄》如是寫道: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余座。內(nèi)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shù)千人。

汴京城里有三處瓦子,有五十多座勾欄,大的可容納數(shù)千人,賣藥、賣卦、博彩、飲食無所不備,令人流連。從瀘縣宋墓出土勾欄來看,在南宋的縣城鄉(xiāng)野,瓦肆勾欄依舊流行,那些曼妙的小曲、雜劇,依舊日復(fù)一日地上演著。

千年之前的宋朝,曾在《清明上河圖》中留下了繁華的氣息,商旅云集,百肆雜陳;也在《東京夢華錄》《夢粱錄》中留下了曼妙的記憶,瓦肆勾欄,繁花似錦。千百年后,隨著一座座宋墓被發(fā)現(xiàn),我們看到了宋人的焚香、宴飲、插花、樂舞,乃至他們的心靈與思想。

宋代之后,四川依舊有不少重要發(fā)現(xiàn),江口沉銀是中國繼定陵之后,最大的明代考古發(fā)現(xiàn),遺址出土的數(shù)萬件金簪、銀戒指、銀簪子、銀耳環(huán),來自無數(shù)個樸素的明代家庭,城破之日,它們的主人被迫交出畢生的珍藏,爾后在無休止的戰(zhàn)亂中香消玉殞,從一個側(cè)面說明了張獻忠屠蜀的殘暴。此外,綿陽平武縣的報恩寺,是中國現(xiàn)存最完整的明代寺院;瀘縣境內(nèi)有明清龍橋154座,是中國最集中的龍橋群。

我們熟悉的蜀地歷史,往往是通史的書寫方式。考古發(fā)掘則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諸多遺址出土的文物,不僅是蜀地風(fēng)華的再現(xiàn),其背后的歷史人物、家族浮沉,尤其是諸多小人物的命運,也將我們的視角帶入歷史細節(jié)與微觀剖面。從這個角度而言,考古發(fā)掘,串聯(lián)起了一本全新的“蜀”,它在傳統(tǒng)的史書以外,可以觸碰、感受。 (咸寧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