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古代文章學,在今日頗有“重生”的必要。

《失落的文章學傳統:〈古文辭通義〉》常方舟著復旦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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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古文的“實用性”是否真的已經消泯殆盡?學習古文對了解現代的文章有何幫助?

要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湖北學人王葆心所著的《古文辭通義》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路徑。近代文章學專書文獻繁富,讀者不能窮盡。而其中最博大精深的著作,當數《古文辭通義》。它既是近代國文教科書的重要史料,也是國粹派古文文章學思想的集大成者。

《失落的文章學傳統:〈古文辭通義〉》就以王葆心的《古文辭通義》為切入口,將其置于近代教育史的整體語境之中,圍繞學科發展、學理更新、學術轉型等焦點問題,多維度呈現近代文章學的多元樣態并對其進行價值重估。

唯有回顧近代以來文章學的發展歷程,并立足中國本土文論進行研究,才能繼續探索中國文學、國文教育的未來。

“向死而生”的演變史

幾年前,一位名人去世,其子孫想找人撰寫一篇文言墓志銘,一時竟難覓能勝任者。對此,有人嘲笑逝者家屬“附庸風雅”,有人則感嘆“文脈不繼”。此類事件近年來屢見不鮮。地方上新成一亭臺樓閣,往往需立碑作記;校慶壽宴,往往需頌辭相賀。然而典雅文章幾成絕響,最終多半只能以半文半白、不倫不類、似是而非之文勉強應付。這不得不讓人思考,古文的“實用性”真的已經消泯殆盡了?或者我們需要怎樣的文章來填補古文在莊重場合的位置?人們不愿接受一篇白話散文的墓志或碑記,只是因為附庸風雅的心理嗎?

慶典喪儀,或許離日常生活還遠,那么再看看我們當下的語文教育。中小學教材里文言文的比重逐年增加,然而文言文與白話文的教育究竟有何種聯系?學生花費大量時間背誦古文,對他們的寫作有何幫助?人們常感作文難學,乃至不可學,只能憑“天賦”或“積累”,作文似乎成了某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玄妙東西。其實,這些現象并不是今天才出現的,而是百年來文章學一直在討論的命題。唯有回顧近代以來文章學的發展歷程,并立足中國本土文論進行研究,才能繼續探索中國文學、國文教育的未來。

近代文章學專著文獻豐富,讀者不能窮盡。而其中最博大精深的著作,當數湖北學人王葆心所著的《古文辭通義》。該書在近代文章學專著中篇幅最巨,匯集歷代文話、文論和文評,對歷代文章學理論進行了整合總結,還汲取了不少域外文章學著述的理論成果,堪稱傳統文章學的集大成者。林紓即盛贊其為“百年無此作”。然而,這部皇皇巨著由于歷史原因長期湮沒不彰,直至近年才得到整理點校。而常方舟的《失落的文章學傳統:〈古文辭通義〉》(以下簡稱《失落的文章學傳統》),是首部對該書進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學術專著,具有重要意義。

這本《失落的文章學傳統》,既是專書研究,又不局限于一書,而是以廣闊的視野,將《古文辭通義》置于近代學術結構整體轉型的時代背景下,展現了傳統的雜文學體系漸漸消解,近代文章學“向死而生”的演變史。最難能可貴的是,這部學術著作嚴謹而不艱深,稽古而能振今,始終顯示著作者對當代文學現象的關注與思考。正如書中一再強調的,文章學與思想史總是纏繞交織,本書也體現出深刻的思想性。

百年前的思考并不過時

本書首先關注的即是中國文章學的“民族性”。《古文辭通義》一書誕生于西學強烈沖擊中國傳統學術體系的時代,作為典型傳統學人,王葆心秉持著文化保守主義立場,從中體西用,漸漸走向會通中西。這種偏于“守舊”的文化立場曾一度被批判、冷落,而隨著時代變遷,我們今日終于能更公正客觀地評價它。

常方舟既對王葆心在“文風掃地之世”保存文脈的努力寄予了深切的理解、同情,贊同使古代文學研究回歸民族本位的主張,但也理性地指出今日不可能復古倒退,完全排斥域外影響,持論可謂公允。

近代以來,對西方文藝理論的學習吸收使中國文學與文論都別開生面,氣象一新,但與之相伴而生的問題也困擾我們至今。中外文法雖有相通之處,但西方修辭學能否始終適用于漢語文章?來源于歐洲的文體分類法既無法匹配中國古文,如今我們該用何種體系對古文分類?“文氣”“風骨”等傳統批評術語,能否用“現代”概念取代,對于當下的文學創作又是否仍具意義?在當下建構民族本位學術話語和文論體系之際,這些問題我們尚未完全解決。而王葆心在百年以前的思考,當與今人遙相呼應,足為啟發。

文章學有“重生”的必要

本書還注重將《古文辭通義》置于近代教育史的整體語境中進行研究。《古文辭通義》的前身本就是王葆心二十多年來任教各地書院、學堂,在國文課程中使用的講義。因此,對它的研究必然聯系到近代國文教育的問題,而這一問題亦對現實頗有借鑒意義。

如前所述,當代的文學教育似乎始終沒有找到有效的路徑,這或許正與傳統文章學創作論的失落有關。其實,中國古人對文章的讀法、講法、作法都有著非常詳盡的理論,就《古文辭通義》中所總結來看,既可以為“中資”(普通水平)的初學者提供讀書作文的入門方法,又可以為“中人以上”“才、學、識兼懋之人”提供不同的路數,文之作法有十六種之多;而文之讀法,亦有引申讀法、直進讀法、并行讀法、專一讀法等種種門徑,體系極為完善。傳統文章學之細致,甚至連文章中虛詞運用的規律都有專門總結。

依照這一體系來學習讀寫,何愁學業不成?反觀新文化運動后的國文教育,雖經劉師培、郭紹虞、朱自清、葉圣陶等大家的精心探索,也有了上百部現代文章學專著,但畢竟歷史尚短,經驗有限,其理論資源的深度和傳統文章學不可同日而語。

或許會有人質疑,立足于文言文的古代文章學創作論,是否已與現在通行的白話文脫節?事實上,現代文章學從未放棄吸納古代文章學的成果,而在當下,更是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教師,開始嘗試將古文創作論與白話文寫作實踐相結合。如蘇軾《留侯論》的“一字立骨”,柳宗元《袁家渴記》的“以一風統眾景”,傳統文法中的“主”“賓”之分、“正”“奇”之對,在今日依然是很實用的寫作技巧。至于復興諷誦,提高學生對漢語的語感,避免生硬別扭的歐化長句,更是教育界近年常提及的議題。朱自清等前輩學者皆言國文教育之難,今人更應慎重審視漢語自身特性,從而尋求符合本土思維習慣的讀寫教育法。而對更高層次的文學創作者而言,傳統文論中的“氣格”“性情”等說,也應予以重視,方能繼承深厚的文學傳統,創作出優秀的民族文學。總之,“失落”的古代文章學,在今日頗有“重生”的必要。

文章不朽,遺響無窮

本書思想的最精彩之處,在于超越了特定的歷史語境,觸及了關于文學“價值”的終極問題。書中反復提及王葆心等學人對古文“用處”的思索,其中的糾結掙扎,實是百年共有之心緒。清末,古文一度因為不能富國強兵、經世濟用而受到摒棄,被斥為“無用之空言”(薛福成語);但很快,它又因“保存國粹”、維系民族認同感的功用,被抬到很高地位,成了“國民教育之根本”(林傳甲語)。當然,這種觀念也是淵源有自。文章之道,自古就承載著移風易俗、教化百姓、以觀世風的功能。王葆心言國文之“用”,即云“須知國文為本邦美富道德之根,數千年蔚盛雅則之觀”。而隨后,古文因白話文普及,又落入“無用”的尷尬境地,乃至在革命浪潮中被棄若敝屣。直至近年,又因弘揚傳統文化而再受尊崇。起起落落,跌宕起伏,而究其本質,都是把文章看作實用工具,是功利主義文學觀念的體現。讀書至此,不禁令人想到,古文如此,其他文藝,乃至整個人文學科,又何嘗不會如此?文學、文化,若是只從“實用”角度來確立自身價值,待世殊事異,誰又能保證這價值能夠維持?

本書提到,在新學的時代浪潮下,舊派學人王葆心最初也曾嘗試從舊學中挖掘實用因素,為日漸衰微的舊學尋找“新的價值”。但他最終放棄了。或許,他是帶著失落與傷感,看著自己眷戀的文化傳統日薄西山,走向消亡;或許,他是帶著希望,等待“藏之名山,傳之后人”。但無論如何,曾被歷史塵沙掩埋的《古文辭通義》,終究是“向死而生”;失落的近代文章學,也在今日煥發了新的生命。看來,人文的價值并非一時一代之人所能確定,正如魏文帝所言,常人的壽命是那樣短暫,而文章不朽,遺響無窮。

柳宗元說:“夫文為之難,知之愈難耳。”可見文章學之難;而知文章學更為難;能從文化史的角度觀照文章學,尤為難中之難。這本考據嚴謹的學術著作,又有如此熱誠的現實關懷,能發人深思,的確是做到了“難中之難”。失落的傳統,在這一代青年學者的努力下,或將興廢繼絕;雅潔的文章,或將重現于世,潤色鴻業。而國文的前途,閱讀寫作教育的完善,中國文論體系的建構,文學的價值,這些我們當下關注的問題,其實百年之中在不斷被思索、被探尋,從未失落。??(咸寧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