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旺國(崇陽)

近日報載,湖北科技學院咸安校區紅樓(原省一高),入選第八屆省級文保單位,我頓時百感交集,回憶起青年時代兩度在紅樓讀書的歲月。

紅樓是我的福地洞天。1972年春,初中輟學務農幾年的我,被推薦到原咸寧地區師范學校讀書。學校坐落于咸寧縣西河橋畔,校舍是建于40年代原省一高三棟紅墻紅瓦房子。紅樓是中西合璧建筑風格,由北向南,依次是教師辦公樓、教學樓、學生宿舍。

學校800名學生,來自咸寧各個地區,說話南腔北調,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大部分是老三屆高初中生,也有剛出校門的初高中生。學校開設了中文、數學、外語、物理、化學,農基、體育等8個專業。我們中文班教室位于紅樓上東邊北向的房間,木格門、大窗戶、油著紅漆木樓板。教室外邊是個小園,球形黃楊木圍著一排高大迎春花,3月間樹上花紅如火。

我弱冠之年,正值身體發育之期。肚子油水少,早晨一個二兩饃,一碗稀粥,撒泡尿就餓了。我和數學班一汪姓同學,飯后幫廚房洗碗,往往能得到工友賜予的饃。進餐券分早、中、晚,是薄色紙印制。打飯時,我們把搪瓷碗底打濕,從窗口放上案板,往往能粘上張餐券,用歪主意吃過幾回雙份早餐。

學校在八九公里外的向陽湖辦有農場,每班輪流去農場勞動一周。記得1973年4月下旬,我班60名同學去了農場,活計是插秧。農場一坵坵水田像塊塊明鏡。投擲的秧把把明鏡打破,蕩漾起銀色水波。同學們像雁陣一字排開,邊插秧邊拉歌,這邊唱,那邊和。當時流行歌是《山丹丹開花紅艷艷》《志在寶島創新業》等。一些女生出身城鎮,未干過農活,碰上螞蟥爬在腳上,嚇得大呼小叫,揮手拍打。我和李秋望出身農村,手把秧頭熟練分秧插秧,彎腰鉚起勁干。很快,我們便壘起高高“箭樓”,把七八個同學關入“籠”中。勞動強度大,消化功能強,男同學一缽四兩米飯,吃得丟碗不丟筷子。

入學之初,我分在物理班。當年暑假,我因學業荒廢無顏回鄉,申請留校去農場勞動。校長楊碧厚在農場見我勞動肯干,當場表揚我。下半年調中文班后,記得我寫過首民歌風味小詩:高山有不怕風雪的青松,平地有不怕水澇的白楊,沙漠有不怕干旱的紅柳,我們有不怕困難的紅心。得到語文老師稱贊后,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做起當作家的夢。我當年買了兩本新出版詩集,星期天到后山桔子園朗讀。一本寫山東一信用社女職工勇斗盜賊的長詩《朝陽青松》,讀得能背誦。當年因教育改革,春季招生改秋季招生,加之當時基層中小學教師缺少,我們僅在紅樓待了一年半,就畢業星散各縣。

斗轉星移。我在學校和鄉鎮工作了十多年,1986年秋,我搭上了大學末班車,考入了咸寧師專(原咸寧地區師范)干部進修班。教室仍在紅樓樓上,還是讀中專那間教室。班上43名同學,來自全地區七縣,大多是鄉鎮或科局級副職干部,只有我和七八個同學是鄉鎮小干事。班主任熊老師是武昌湖泗人。成雙全老師任我班現代漢語,二度成我老師。

開學不久,寫作課余老師出了個《踏上新的征途》作文題。我覺得題目淺陋,便改為《啟程》。一星期后點評時,余老師對兩篇學生腔、標題口號式作文多有褒獎,而對我改題用白描手法,充滿生活氣息的作文,竟嚴厲批評。個別同學冷嘲熱諷,說我擅自改作文題是不尊重老師。我強忍屈辱,發誓寫出有份量文章,重續十年前在紅樓做的文學之夢。

1987年春末的一天,我根據鄉鎮工作見聞,利用一個星期日在紅樓空蕩蕩教室,埋頭伏案一天,寫出篇2000字小說《塘水清清》。在校獲獎后,經師專一姓謝寫作教師推薦,竟于當年8月發表在武漢大學《寫作》雜志上。班干部看重我寫作成績,當年冬天,還介紹我入黨。30年以來,我埋頭寫作,在省市刊物發表作品百余萬字,出版專著8種。

我在紅樓度過4年求學時光,紅樓像一位心懷博大慈母,用母性柔懷,擁抱一只志在藍天雛鳥,讓其羽翼漸豐,飛翔于文學漫漫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