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宜昌，5100尾中華鱘被放流長江。

中華鱘是國家一級野生保護動物，有“水中活化石”之稱。此次放流活動，對改善和優化長江水生生物群落結構具有重要意義，是治理和保護長江的又一創新舉措。

長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今天，長江流域以不到全國1／5的國土面積，生產了全國1／3的糧食，創造了全國1／3的國內生產總值，這里還生活著全國1／3的人口。

70多年來，對長江的治理和保護，是中華民族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不廢長江萬古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長江治理與保護紀事》（以下簡稱《紀事》），以翔實的史料、豐富的細節，記述了這一幅治水畫卷。

“調一個兵團用打仗的方法來完成任務”

1949年，在中國歷史上，有著豐富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含義；但是在長江史上，1949年夏天又一次發生了大洪水，長江中下游五省有災民900多萬人。

中國共產黨人要接手的，就是這樣一個局面。《紀事》一開篇，就是大軍南下，“四野”南下工作團抵達武漢后，原定擔任廣西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的秘書長林一山，目睹江河破堤潰垸、百姓流離失所的慘狀，接受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挽留，組織人馬投入到抗洪搶險和堵口復堤的戰斗中。隨后奉黨中央、政務院之命，組建專司長江流域規劃與治理的專門工作機構——長江水利委員會。

新中國向長江水患宣戰的第一個戰役，就是荊江分洪工程，建設一個可有效吞蓄洪水總量達50多億立方米的分洪區，用于分泄荊江上游巨大的超額洪水，為在長江上興建大型水利樞紐工程贏得時間。

林一山請中南局出面協調，租借武漢大學試驗場，編制完成了《荊江分洪工程計劃》。1950年10月1日，毛澤東看完這份計劃，問了一個問題：這個工程能夠保用多少年？

得知“可保用40年，至少20年”，毛澤東當即拍板，批準了計劃，并囑咐盡快實施。

計劃實施并非一帆風順，《紀事》沒有回避湖北、湖南兩省的不同意見。經過周恩來的協調，解決了矛盾，《政務院關于荊江分洪工程的決定》于1952年3月31日正式發布。毛澤東作了三點具體指示，其中第三點是：“工程一定要在汛期前完工，調一個兵團用打仗的方法來完成任務。”

當我們回看這一段歷史，不得不欽佩那一代領導人和建設者，他們是以戰爭年代經過生死考驗的決斷力來處理事情——1953年4月25日工程竣工，1954年就迎來了最兇險的考驗。面對大洪水，荊江三次分洪，武漢保住了，沿江7500多萬人的身家性命保住了。

1953年，毛澤東乘軍艦視察長江，在與林一山的談話中提出兩個問題。談防洪：“（指向三峽東口）為什么不在這個總口子上卡起來，畢其功于一役？”談水利資源分布：“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借給北方一些？”

如果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長江治理與保護事業比喻為一幅圖卷，縱覽70多年，我們會發現，最濃墨重彩的那幾筆，其實在一開始就勾勒出了雛形。

六大篇章全景展現“治水圖”

《紀事》以六個篇章全景展現“治水圖”。首戰荊江、毛澤東擘畫兩大工程為首章；然后講述陸水工程、丹江口工程、葛洲壩工程，這些工程其實都是為三峽工程作準備；第三章為三峽工程；第四章為南水北調工程；第五章講述長江防洪；末章為長江大保護。

這些宏偉工程，每一個都完全可以單獨成書。《紀事》以史識統領，寫來脈絡清晰、層次分明，同時又抓住了重大史料和生動細節，兼顧了歷史感和敘事感。

比如1958年開工的丹江口工程，林一山的定位是：“修三峽工程好比上天，上天要有梯子，丹江口工程就是將來勝利建成三峽工程的梯子。”建設者形容工地伙食：“好著哩，腰花（豆瓣）、豬肝（紅薯片）、蛋炒飯（苞谷），簡直是呱呱叫（南瓜、冬瓜和辣椒）！”

10萬民工三班倒，漫山遍野紅旗飄，高潮沖昏了許多人的頭腦，高指標和“浮夸風”也刮到了工地，一套科學程序也完全被打亂了。

更不可思議的是，大壩混凝土澆筑沒有溫控設備，完全在自然狀態下作業，還廢除了混凝土攪拌時夾冰碴的制度，美其名曰“不吃冰棒”。造成的后果是水泥的生化熱不能散發。由于膨脹，冷卻后便形成大壩裂縫，裂縫把巨大的壩體撕成許多裂塊，致使大壩上下出現了較多的架空、蜂窩、狗洞，最嚴重的是大壩最關鍵部位出現了貫穿性裂縫，儼然將整個壩體豎著砍了三刀，直接威脅整個工程的安全。

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次日便召開會議專題研究丹江口工程質量問題，明確指示工程停工，確定了“施工服從設計、設計監督施工”的原則。停工兩年進行修補整改后，才重新開工。

類似的教訓，在葛洲壩工程又發生了一次。由于提前興建，未經過充分的勘測、設計、研究，葛洲壩工程開工后，不得不采取“邊施工、邊勘探、邊設計”的方式進行。偌大一座工程，工地上居然沒有一個負責技術的總工程師，設計圖紙上也沒有簽名負責的。指揮部還發起了“千人設計、萬人審查”運動，設計人員只繪圖、不簽名。原因是，有的認為在圖紙上簽字是顯擺自己，有名利思想；有的認為圖紙是奉命設計，不想簽名。

一期工程經過一段時間，混凝土澆筑便發生了重大質量事故——已澆筑的數萬立方米的壩體到處是裂縫、蜂窩、狗洞。技術和質量問題接踵而至，施工陷入困境，指揮者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卻一籌莫展，無計可施。

1972年11月8日、9日、21日，周恩來抱病三次召開會議，共長達12小時15分鐘，會議決策：葛洲壩主體工程暫停施工，修改設計工作由長辦負責。二是成立葛洲壩技術委員會，由林一山任主任，直接對國務院負責。三是撤銷工程指揮部，成立葛洲壩工程局，負責施工的組織和管理。

這一次，停工22個月。經過廣大專業人員殫精竭慮、苦思冥想、發揮聰明才智，工程修改了設計、重新上馬，最后成為優質工程。

像這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記述，書中還有很多。

比如，長江水利委員會設計院一位曾長期從事南水北調規劃工作的女高工，中線工程開工前被查出身患絕癥，彌留之際，她留下了這樣的遺言：我干了一輩子南水北調，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看到開工，現在我看不到了，請把我的骨灰埋在丹江口水庫的山上，等到開工的那一天，我也能看上一眼……

涓涓細流，匯聚江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長江治理與保護事業如同一幅壯麗圖卷，每一筆都不可或缺。

（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