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安

《消失的圖書館》的作者葉錦鴻以守書人、藏書人的身份，走訪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將這些圖書館誕生、變遷，甚至遭受劫難的歷史娓娓道來。

拼成了一幅

消失的圖書館的拼圖

葉錦鴻擁有多元身份，他既是作家，又是文化旅人、書店主理人，更是愛書人、藏書人。他回憶：“七歲時，收到行船的鄰居叔叔從意大利送來的手信《馬可·波羅游記》，不經意地開始了一場書的旅行。在閱讀中，我渴望追尋那些古今中外的人生故事，漸漸地成為愛書人。長大后繼續在閱讀和旅行中游走，拜訪世界各地的大小書店、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室。在交流中深刻了解每位守書人的崇高使命和角色！在滾滾塵世中找一片凈土細讀、賞讀、慢讀，也許這是生命的樂事吧！”

他將云游世界各地、探訪四方所得整理到《消失的圖書館》一書中，該書用語平實，敘述流暢，借助9篇著名圖書館的故事，拼成了世界上十多個消失的圖書館的拼圖。

在伍廷芳圖書館的書海中，葉錦鴻找到了一本校刊，瞬間讓他回想起中學時那段當值圖書館服務生的歲月。與母校遙遙對望的是香港大學的馮平山圖書館，這座圖書館曾在1941年至1945年間走過了一段風雨飄搖的歲月。幾位守書人憑著堅守，特別是圖書館主任陳君葆先生對書籍有如生命般的熱愛，守護了許多珍貴的書籍。他與寶貴的書籍不離不棄，流露出一份赤子之情。

借助守書人之手

文明得以傳承

在半個世紀前，南美委內瑞拉一座無人聽聞的小鎮圣費利克斯上，有一位少年由于家庭生活困苦，父母把他送到在當地圖書館擔任秘書的親戚的工作間。這個男孩每天在圖書館飽讀書架上的著作，由文學到藝術，從歷史至小說，因而忘了“饑餓和痛苦”。

但是有一天，卡羅尼河淹沒村莊，摧毀了所有的書，這段少年與文學的邂逅結束了。“這是怎么回事？”男孩說，“我發現自己沒有避難所，而且我在童年閱讀時期這段時光，完全被洪水摧毀了。”

這位少年長大后成為亞歷山大圖書館研究院及亞里士多德翻譯專家，他的名字是費爾南多·巴茲。他因這段童年往事的啟發，投入了12年的精力，寫成博士論文，也就是《世界書籍毀滅的歷史》一書。

以費爾南多·巴茲為代表的守書人堪稱點亮人類文明燈塔的使者。貯存書籍等文獻的圖書館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借助守書人之手，文明得以傳承，源遠流長的人類文明因傳承而發揚光大。

圖書館之敵

也許是人類自身

人類焚燒圖書館的歷史幾乎與建造圖書館的歷史一樣悠久。

正如威廉·布萊茲于1880年在歷史上第一本以焚書為主題的書中所寫到的，圖書館很容易成為“偶然失火、狂熱縱火、火刑審判，甚至是家庭爐灶”的犧牲品。

《消失的圖書館》認為：古今中外的圖書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脅，包括自然的和人為的因素。自然因素指地震、水災、風災等災害，而人為因素往往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

編制一份因戰爭、轟炸和火災摧毀或嚴重破壞的所有圖書館和檔案館列表需要很長時間，無論這些破壞行為是故意的還是偶然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可能是最著名的例子，但歷史上的君士坦丁堡、華沙、佛羅倫薩、薩拉熱窩、圣彼得堡或最近的布加勒斯特還有多少已知的和未知的寶藏消失了？可悲的是這一清單無法畫上句號，它總是未完待續。

古代世界中消失的圖書館，最著名的就是埃及的亞歷山大圖書館。盡管關于它的軼事趣聞在人類歷史上長期占有一席之地，但人們對它所知甚少。目前沒有人知道這座建筑的真正模樣，甚至連它的確切位置也沒有記錄。據推測，該圖書館擁有100萬份文件和手稿，并有100名常駐的館員。

亞歷山大圖書館被燒了好幾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48年愷撒大帝攻打亞歷山大港時。愷撒當時并沒有特地瞄準圖書館，但他在港口引發的大火蔓延開來，最終吞噬了圖書館。后來，圖書館得以重建，并且重新開始收藏各種書籍，可又在隨后的兩次襲擊中再度被燒毀。每一次燒毀都會迎來新的修復。

最后的一次焚燒發生在公元640年，將它從歷史上徹底抹去了。亞歷山大圖書館的一切都很神秘。直到今天，也沒人知道關于它的故事是否屬實。甚至連它戲劇性的火災結局也受到質疑：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是地震和預算縮減導致了它的消亡。總而言之，它是圖書館歷史上的一塊試金石，但它的開端、發展和終結至今仍舊是未解之謎。

德國浪漫主義詩人海因里希·海涅有句名言：書籍被燒毀的地方，最終人們也將被燒毀。

1880年，英國圖書目錄學家威廉·布拉德斯出版了《書籍的敵人》（The　Enemies　of　Books）一書。他描述書籍的敵人包括火、水、熱氣、灰塵和無知的統治者。這些“敵人”是世界各地愛書人的噩夢，不能否認這些“敵人”在今天的威脅和過去一樣強大。圖書館管理員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意識到，必須采取措施來保護我們的文化遺產。

“敵人”的多樣性使我們難以檢查或與之對抗，戰爭時期，縱火和破壞尤其如此。戰爭，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造成了相當大的損失，許多圖書館和檔案館在戰斗中被摧毀或嚴重受損，特別是在法國、德國、意大利和波蘭。比如德國的薩克森皇家圖書館、巴伐利亞國家圖書館等，均在炮火下遭受了滅頂之災。但也有見證了20世紀至暗時刻、最終迎來黎明的圖書館——巴黎美國圖書館。該圖書館館長多蘿西·里德回憶：在整個動蕩的歷史中，巴黎美國圖書館充滿了理想主義精神，圖書館盡管存在危險和資金不足的困難，但仍然有一小批工作人員和董事會成員堅定地投身這一工作。

燒毀的書

像一片片黑色雪花飄下

仇恨和偏見一直驅使人們摧毀書籍。文字一直被認為對人類思想有著巨大的影響力，許多統治者認為驅逐作者和摧毀書籍是有效的管治手段。

1933年，希特勒上臺3天后，所有進步出版物都被禁止。5月10日，納粹政府在柏林歌劇廣場燒毀了2萬余冊圖書，其中包括斯蒂芬·茨威格、伏爾泰、愛因斯坦、弗洛伊德、恩格斯、雷馬克、亨利希·曼、安德烈·紀德和羅曼·羅蘭的作品，史稱“書籍大屠殺”。1933年5月10日至6月21日，德國其他城市相繼發生了30次類似的焚書事件。

以過去一個半世紀的歷史為例，1910—1945年兩次世界大戰前后的歐洲和亞洲、1950—1980年的中南半島、1998年的阿富汗、2003年的伊拉克、2013年的敘利亞，分別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政治和軍事沖突，數十萬冊圖書及大量圖書館被戰火摧毀。即使在今天，仍有不少書，特別是一些珍貴的書，繼續被無情的炮火破壞及掠奪。在這些災難中，守書人展開了一場又一場文物保衛戰，拯救了一本又一本圖書及文獻免于被戰火摧毀。

時鐘指向30年前，1992年8月25日星期日，在整個晚上，塞爾維亞極端民族主義者將炮口瞄準了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國家與大學圖書館，館內藏有大量國家檔案館的圖書和文獻，其中許多書，都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受損的圖書館藏書中搶救出來的。大火焚燒了整棟建筑物，大約120萬冊圖書和600套期刊被銷毀，包括文件、圖書館卡片目錄、縮微膠片室、稀有書籍和其他特殊館藏。

襲擊持續約3小時，大火燃燒到第二天，煙霧遮住了太陽，厚厚的灰塵伴著燒毀的書，像一片片骯臟的黑色雪花飄下。抓住其中一頁，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熱度，并且立刻讀出一段黑色和灰色的文字碎片，直到頁面融化成你手中的灰塵。

圖書館應像

生物一樣呼吸、生長

對于當下的愛書人、守書人來說，若要在圖書館保持活力中出一份力，就要幫助圖書館像生物一樣呼吸、生長、擴大。圖書館不僅要在規模或數量上變得更大，還要在社會中更積極地扮演文化傳播的角色。

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堪稱這一角色的典范。

1932年，被《申報》譽為“中國最大之私人圖書館”的東方圖書館，毀于覬覦已久的日軍發動的一·二八事變。這一損失難以估量，有志之士痛心不已，認為東方圖書館被毀是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史上的一個大災難。

商務印書館領導層遇此災難，沒有一蹶不振，而是積極從事復興。僅一年后，復興取得了相當成效，企業已有盈余。1933年4月，商務印書館董事會通過了《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章程》，決心重新建設東方圖書館。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東方圖書館館長王云五在1934年發表的《兩年中的苦斗》中說：“……敵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圖再起，這是一個怯弱者……一倒便不會翻身，適足以暴露民族的弱點，自命為文化事業的機關尚且如此，更可為民族之恥。……他明知前途很危險，但是他被戰場的血興奮了，而不覺其危險。他明知前途很困難，但是他平昔認為應付困難便是最大的興趣，解決困難也就是最優的獎勵。”

不幸中的萬幸，商務印書館涵芬樓燼余之書竟然包括5000余冊古籍，比如宋刊93部、元刊89部、明刊156部等。涵芬樓還有21冊《永樂大典》。《中國國家圖書館百年紀事》記載了1951年7月23日商務印書館董事會將所藏21冊《永樂大典》捐給中央人民政府之事。

1953年，經張元濟提議，商務印書館董事會通過，涵芬樓這批僅存的“燼余”善本，連同恢復后的東方圖書館藏書，全部捐獻給了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后來這批圖書被收藏于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1953年2月9日，沈季湘、丁英桂、穆華生護送這批藏書乘火車運抵北京。北京圖書館派員至車站迎接，并將全部藏書轉至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次日，沈季湘、丁英桂、史久蕓拜訪鄭振鐸和北圖善本部主任趙萬里等人，匯報與北圖有關人員點交善本書事。

近半個世紀過去，2000年11月，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將《涵芬樓秘笈》重新出版，為后世文化愛好者增添了一份寶貴的文獻記錄。

作為愛書人，我們永遠忘不了因閱讀而得到的滿足，或愁或喜，透過文字，欣然發現每一冊書自有它的生命與活力。在2018年初的一次公開講座中，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副館長陳偉明先生，再次感謝陳君葆這位有情義的守書人，感謝他把人類走過了幾個世紀的歷史記憶，妥善地保存在圖書館和檔案館的書架上，感謝他在戰爭的陰影和黑暗中，仍深信書本可以創造光明和新的希望。

（轉載《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