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立世?　?　學行師范

——讀朱希敏著《朱廷立傳》

金?　戈

朱廷立，通山籍迄今通過進士及第而獲官品最高者，亦是唯一以著作《鹽政志》被收入《四庫全書》的通山學人。民間流傳著許多關于他的故事傳說，至今依然激勵著一代又一代故鄉子弟。并有實跡供后人景仰的是城中鳳梓山中的“侍郎洞”（會仙洞），以及城東的儒學學宮（又稱圣廟，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青年時多次心懷崇敬參觀過此兩處遺址，大都是走馬觀花，留下的亦是浮光掠影，仿佛是其耗時經年募捐修建的學宮前的一尊無形雕像，知其人而不知其然。然而，讀完朱希敏先生所著《朱廷立傳》，卻讓這位距今350多年前的明代三品大員，身披頂戴花翎，足著白底官靴，面色凜然，目光炯炯，一身正氣地款步走來。他崇儒勸學尚德、為政清廉勤勉，在一位謀一域造福一方；他以德服人治屬，督學博采眾長，居一地開一局影響一眾。他剛正不阿，以王陽明為師，以致良知，格物窮理言訟；他體恤民疾，以杜甫、蘇軾為鏡，以克勤克儉、嚴于律己視事。他以赤誠交友，不分貴賤，卻肝膽相照；他從不負皇恩，屢遭貶謫，仍失志不渝。

一

傳記文學的拓荒者朱東潤先生對傳記文學的結構美學，有著獨特的見解和理論睿智。他認為：結構主義雖然存在著質疑聲，但之于傳記文學，通過審慎的語言運用，形成自身的結構和語義系統，而能使之獨立于歷史之外，達到與傳主的最大近視值。由于語言羅織的結構必然形成的不同風格，適宜于傳記家心目中精神意義的傳達，從而，既真實地表達傳主也表達了傳記家自身。為此，《朱廷立傳》用傳主的心路歷程作為全文的結構經度，并貫穿始終，實現了以文體的語言結構促進和推動了對文本的構建作用。

心路是“三觀”（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現實具象。由此而構建了傳主的思想體系，從而為人物的塑造夯實了堅實的儒學基礎。朱廷立拜同時代的一代大儒、哲學家、思想家王陽明為師，并以“知行合一，省其身、修其職，明德親民、激發良知、止于至善”影響宦途、指導人生。王陽明的心學學說其核心在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他有著名的“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為惡是格物”的論說佐證并得以立言行世。這種間于儒家“中庸”和道家“無為”的學說，雖有唯心的局限，但其普惠濟世的現實意義，深得當朝學人和后輩學子的推崇。作者看似從史料中隨意擷取，實則是用心良苦的鋪陳，從容地勾畫出朱廷立思想體系的形成、發展和運用的經緯脈絡，囊括了人物生命軌跡大部分內容，為全書舉旗定向，亦為人物命運的沉浮跌宕找到了性格依據和宿命注腳。大凡作品的篇制結構如同內容的容器，內容的歷史厚重感理所當然地因容器的大氣而得以更好地彰顯。古人的傳記由于篇制結構的缺少，導致只是一堆材料的串聯，沒有豐腴的體態，從而無法立起傳主的形象，表達的也只是一時的情思和寫作此時的思考，沒有發展，對作者自己只是個輪廊，當然對讀者也就只能給出一個模糊的影子或影像。只有對傳主進行全面細致的考察，才能寫出一個客觀真實的傳主。從這個意義上講，《朱廷立傳》正是有了心路歷程的結構基石，從而，依托格式塔心理學的“異質同構”理論（由于在非物質的心理事實與物質的物理實事之間存在著有結構上的相似性。哲學家阿恩海姆語），巧妙地規避了對人物生活環境實踐經驗體驗的缺失，較好地完善了傳主的人格塑造。他每到一地必留下崇儒尚德的印跡：諸暨任上，他三見王陽明；兩淮巡鹽，數度留連甘泉山書館；巡按巴蜀，修葺杜甫草堂和夔州三賢祠；鄉居八年更是募建縣儒學學宮。凡此種種，作者通過慎密稽考，呈現在后人面前是一位滿腹經綸、犖犖大端的學人形象。

二

朱東潤先生在《陳子龍及其時代》一書的序言中聲言：“因為要忠實于傳記文學，我沒有權力把他寫成超人，他是時代中的人物，他的一生經歷都與他的時代息息相關”。梁啟超也認為：我理想的專傳，是以一個偉大人物對于時代特殊關系者為中心，將周圍關系事實歸納其中，橫的豎的，網羅無遺。

由此可見，在傳記文學的創作中，一個人物就是一個時代的編年史。作者正是以在朱廷立心路歷程的經度上，盡可能地收集和挖掘更多的史料，充實創作緯度，編織出他宦海沉浮的人生座標，希圖通過全面的時代描寫，來給傳主的生活一個全景式的交代，也以此來彌補迷失人物資料上的欠缺。通過對時代的描寫與關注，來挖掘傳主人格中的變化，從而達到更為客觀的表達。

明嘉靖帝朱厚熜，在中國歷史上具有一定的聲譽，前期他力革時弊，推行新政，政治上集異納諫，整頓朝綱；經濟上嚴肅法紀，減賦輕役；軍事上整軍戍邊，清除外患；文化上興利除弊，空前繁榮，有“天下翕然稱治”、“嘉靖中興”之謂。而在統治后期，則由于國家承平日久，逐步喪失了進取之心，尤其是受方士道士盅惑，尊重道教，好生長生不老之術，至使爆發“壬寅宮變”，險些死于宮女之手。從此，嘉靖帝在用人上“忽智忽愚”“忽功忽罪”，更是誤用奸臣嚴嵩專國二十年，朝綱紊亂，邊事廢馳，導致嘉靖29年蒙古韃靼部俺答汗不斷冦邊，乃至兵臨北京城下，大肆掠奪，至此國力日衰。朱廷立宦海沉浮的命運與歷史朝代的興衰息息相關。為官諸暨和兩淮巡鹽時，他躊躇滿志，革新除弊，承一代新風開一域新局，置獄鼓、立誡石，理政編《鹽政志》、治家輯《家禮節要》，以革新者立世，以濟世者揚名。沒有朝廷的清明政風，想必也沒有朱廷立宦途初期的“春風得意馬蹄疾”，從諸暨知縣到巡按四川只用了九年時間。而且他所創立的規章制度，也大都得到了皇上的褒獎和世人的膺服，乃至流傳至今。然而，國祚民安，世衰臣微，當朝綱不正之時，便是賢臣的厄運之始。朱廷立為官后期的磕磕絆絆，就是朝廷衰敗，世風日下的例證。作者不僅僅單純地從表現人物出發，而是兼顧著平衡時代與傳主之間的關系，而達到形成對當代有益的思考。

三

清代史學家、文學家張岱在《石匱書自序》中論文章或繪畫的筆法時言道：“至其論贊，則淡淡數語，非頰上三毫，則睛中一畫”。其意是通過寥寥幾筆將人物的情態吐露出來。如果用“頰上三毫”的辯證法考量和解構《朱廷立傳》，無疑傾注作者的家國情懷和個人景仰，縱貫情感維度，才為后世呈現出了一個具有歷史厚度又有情感溫度的家國師范。

家國情懷寄托在有形的勸學辦學、建章立制上，充分表達了朱廷立崇儒尚德的為人之責和忠君恤民的為政之道。同時，充分彰顯了他清廉儉樸，勵精圖治的為政抱負，治政先治人，治人先治學的儒家思想，以及獨行特立，革故鼎新的鮮明個性。作者通過考證數十卷譜乘、典籍、史志、文書；遍訪傳主治屬地和家族遺存實物資料，盡最大可能全面、公正、客觀地記錄了傳主波瀾起伏的一生，為地方文史研究和研究明史，提供了真實豐富具有存史意義的歷史資料。

個人景仰則表現在無形的情感表達上。朱廷立忠君愛國，愛民愛家，更深沉地摯愛腳下這片土地。除了有形的遺存，作者更多的則是從傳主的詩詞酬酢和交友事友中得以體現。朱廷立現留存于世的詩詞近千首、文集數十卷三百余篇，亦是通山學人迄今留存著作最多者。文分序、書、記、論、傳、其他六類；詩詞有五絕（律）、七絕（律）、排律、六言詩、古風和填詞八種。作者根據人物心路的發展走向在書中引用部分詩作，以詩言志，詩寄情的方式，精準而細膩地表達了傳主始終如一的精忠報國的政治抱負和不同時期浩然清朗的心路歷程。將傳主的山水情、家國情、故人情、未了情融匯在字里行間。尤其是酬酢之間，詩作涉及近百家姓氏的新朋舊友，將無形的情感之線，滿載賢良厚德漫漶成一片愛的海洋，怎一個情字了得。使一個既具有淵博學識，又有寬厚仁慈溫度，且有個性魅力的家族長者欲然紙上。

眾所周知，傳記不好寫，更不好評。原因雖有多種，但至關重要的是：既定史料、穩定結構和大眾評價，限制了作者自由想象和發揮的文學空間。向右易于形成史料堆砌而令人讀來索然無味；向左則似是而非，成為粉飾太平的頌歌。而《朱廷立傳》用心路為經，以史料作緯，用客觀令峻的筆觸，透過字里行間，作者遵循傳記創作規律，匠心獨運，心懷對歷史人物的深深敬仰，肩負為后世樹標立范的使命，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盡管由于受制于自身太過追求完美的情感作祟，前半部語言表述略顯拘謹，隨著創作的不斷深入，后半部漸入佳境；同時，受時空和史料的局限，人物的情感刻畫略顯簡約。當然，創作原本就是一門遺憾的藝術，以上所言畢竟瑕不掩瑜，較好地摒棄了傳記寫作的兩大弊端，真實地還原歷史，刻畫了一位具有傳統學人風骨，個性煢煢孑立，敢于諫言正綱，善于謀斷事國的士大夫形象。感謝作者的辛勤勞動，為我們提供一部不可多得、足可流傳后世的傳記佳作，堅信一定會成為勵志明道，獎掖后學的著作范本。

作者簡介：

金戈，通山籍，武漢大學新聞系畢業，資深媒體人。業余文學創作，涉及多個門類，迄今在全國多家報刊發表文藝作品百余萬字，獲獎十余次，出版中篇小說集《誰是贏家》。系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湖北省社科聯委員、湖北省向陽湖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第三屆咸寧市高層次人才，曾任多屆咸寧市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