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理由：本套圖書，是王蒙先生數十年來研究闡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全部重要作品，首次以“解讀傳統文化經典”為主題匯集并整體推出，共12冊，總字數400萬字，涉及《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列子》以及《紅樓夢》等傳統文化經典作品。

書中，他依靠自己豐富的人生經驗和深厚的文化修養，將“六經注我”發揮到極致，對傳統文化經典進行解釋、分析、體悟、講述、發揮，從傳統文化中挖掘精神資源，打通古今生活源流和經驗教訓，讓傳統文化中的美好與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對接，在我們偉大的民族復興之路上繼續煥發光彩，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注入力量。

中華文化是一個富礦，從中能夠開墾出更多資源，能夠豐富人們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識和體悟。我們可以從儒家的仁政、王道（即政治文明）中加深對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理解；從恕道、禮治以及老莊的學說中加深對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解；從仁的教育、美德的重視中加深對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理解與認同。所有這些雖然和現在有所區別，但都有相通之處。

第一，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古代的中國夢就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這是《禮記·禮運篇》里講的“大同”，是中國古代非常高級的中國夢。不僅孔子儒家學說這樣講，道家學說同樣也有類似的講法：“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老子認為，有余的應該稍微往下壓一壓，要幫助那些弱勢的人和群體，這不正是通向社會主義的思想嗎？老子的無為而治的理想，客觀上帶有為被壓迫被剝削階級說話的性質，其實與國家消亡、政黨消亡的共產主義理想遙相呼應。天下大同的觀念，落實為我們的價值認證，可以成為整個中華民族團結起來的一個重要理念。孫中山先生當年提出來“以建民國，以進大同”，他也把“大同”當作最高的理想。可見，與歐美許多國家不同，中國的知識界比較容易接受共產主義理念，并非偶然。

第二，價值觀是一種心性之學。價值在哪里？傳統在哪里？在人們心中。我們講道德、仁義，首先要學著把心治好、培養好、陶冶好、塑造好，讓心性充滿價值認定，達到高度的自覺和自律，達到慎獨的狀態，即使是一個人獨處，也要用自己所信奉、所接受的價值觀來行事、選擇。如果建立了以仁義為特色的心性，就能從根源上消除荒謬，消除反人類、反社會的種種可能，消除黑暗和愚昧。

從小到大，從內及外，從家庭、孝悌開始，做到忠恕、恭謹、誠信，以仁統領精神走向，用孔子的話就是“吾道一以貫之”，用馬克思的話就是“目標始終如一”──一個是從結構上看，仁義道德是核心；一個是從發展上看，對于仁義道德的堅持恒久如此，這都叫做一以貫之，即以一個核心的觀念把價值選擇和堅守貫穿起來。

當今我們倡導、研討、發揚核心價值觀，成敗的關鍵在于能不能把所提倡的觀念與人民心中的好惡臧否、真情實感結合起來。價值觀不僅僅是一個用于討論的話題，更不能僅僅是一個舉手表態的問題，而是一個心性的問題。

為了和人心相結合，就要從傳統文化中挖掘資源，同時又能夠做到像鄧小平同志所說的那樣：“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我們所尋求的價值，不是自我封閉起來的價值，不是一個淺顯的口號，而是帶著這些價值和美好的心性向全面小康發展，向改革開放發展，向現代化發展，不是停滯，不是復古，而是開拓與創新。

第三，仁、德、禮、義、廉、恥的治國思想。“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仁政與禮治的提倡，王道與霸道的區別，對于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借鑒意義，正是當下所講的政治文明。中國過去講“身正則天下正”，歷史上雖然在權力的制衡方面沒有一套成功的經驗，我們也一直都在討論怎樣能夠實行更有效的對權力的監督，但是看中國的歷史，道德監督、文化監督仍然存在。不要以為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這樣的。如果看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與卜鍵的《明世宗傳》，人們會大為驚奇：皇帝有時候想做一個事兒，底下老臣跪一片，全反對。所以這種文化監督、道德監督是中國政治的一個特色。當然，不能僅有這個，我們還必須以法制、制度的監督為基礎。僅僅強調道德，不足以解決我們現實中面對的許多問題，卻有著積極的教育意義。古人說“身正則左右正，左右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正”，就說明我們一直要求執政者能夠首先起道德示范的作用，首先有教化的義務，這是中華政治文明的核心主題。今天來說，越是領導干部就越要成為踐行核心價值的模范。老子講“行不言之教”，也就是今天人們所說的“身教勝于言教”。權力要關在法律與制度的籠子里，也要關在道德與文化的籠子里，這樣就從“不敢”上升到“不想”了。

傳統文化中關于這方面的美好的詞句、說法和思想太多了。比如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他還認為能夠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濟眾”，那就是圣人。這些難道不值得我們學習與自省嗎？老子也是最反對貪腐、縱欲，他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老子還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就是愛民，儉就是節儉，“不敢為天下先”是針對當時的特殊情況而言，強調要順乎民意民情。仁政王道的觀念雖然不能完全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但也不能以虛無主義對待，而是要從中挖掘出有積極意義的東西。

第四，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事事恰到好處，準確正常，過猶不及。用現在的語言來說，就是反對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分裂主義。

第五，“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從我做起。對于公共交通、食品安全、醫患關系等方面的問題，有些人往往一提起就大罵一通。但是請問，罵人的人自己做得怎樣呢？也許從來沒有反思過。孟子說“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孔子說“見其過而內自訟”，意思是如果看到什么事做得不好，看到他人的過失，先在自己內心進行思想斗爭，告訴自己應該怎么做，不要碰到不好的事就先罵別人。孔子還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做到做不到是由自己決定的，不是由別人決定的。這個讓我聯想到法國哲學家薩特，他認為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的可能──你選擇，你存在，你負責。為什么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孫中山說“知難行易”呢？知與行，確實有一段距離，但你反求諸己，首先你自己的心性向仁德方面靠攏了，你就有了踐行仁德的可能，事物就可以向好的方面發展了。

《論語》中有“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句。有人以為這是愛情詩，孔子將其解釋發揮成思想修養、精神境界方面的詩：“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他用唐棣之華──一種美麗的花來比喻美德，認為你自己還沒想還沒追求，就說那個花遠得不得了，其實你要是向往，這個花就在你心中開放了，你就離美德不遠了。

冉求對孔子說：“我不是不喜歡你說的那些道理，我力氣不夠，　實現不了。”孔子回答：“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意思是，如果力道不足，只實行了一部分，是可以的，可是你壓根兒就沒做。我的要求你并沒有開始做起來，怎么能說力量不夠呢？孔子的這些思想特別可貴。

傳統文化中有深入人心、深得人心的價值認知。傳統文化中愛人、濟眾、親民、義理、仁政、溫良恭儉讓的內容有助于我們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也就是中國人理想的政治文明。從傳統文化中我們還看到了天下為公、恭謹、禮治、信義、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內容，這些都有助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實現。

但是我們這樣做不是復古，不是照搬傳統，不是向后看，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更不是否定革命文化。我們不能把弘揚傳統與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對立起來，要通過發掘傳統文化資源，充實、豐富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認知──這本身既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豐富，也是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發展與轉化。　　（原載《天津日報》　作者：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