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樂平

打開李念主編、馮時等合著的《萬年中國：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形成》新書，首先沖擊到我的還是“萬年中國”四個字。

作為作者之一，我知道這本書的由來。近年“文匯講堂”舉辦系列講座，邀請全國十二名學者圍繞重要考古發現探析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形成問題，這本書是講座的內容集成。雖是“集成”，但學術觀念絲毫不敢含混。在諸位同仁努力下，一幅中華文明悠久燦爛的圖景漸次鋪展開來。

一個具有突破意義的概念

中華文明由中華、文明兩詞構成，但“文明”的解讀長期受歐美既有學術定義束縛，冶金術、文字、城市“文明三要素”說桎梏了文明定義的闡釋與發展。“夏商周斷代工程”試圖在這一規范下確立夏文化的時間譜系與文明特質，但成果引起不少爭議。“何以中國”之所以成為熱詞，也可視為這一議題的延伸。但需注意的是，此處的“中國”，也易打上中原青銅文明的烙印。

2019年，良渚文化作為一個文明實體“申遺”成功，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中華文明探源的一次思想解放。學術界不但找到了理解文明本質的新角度，“中國”一詞也被賦予了更為開闊的含義。我想，文匯講堂的講座以及現在看到的這本書，就是這一解放了的思想的產物。

《萬年中國》這本書的整個框架，是近年坊間關于中國早期文明歷史的相關作品里，非常新穎獨特的一種。這個框架，其實與業已啟動二十余年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所取得的成果有著相當程度的一致性。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將文明分成“起源”與“形成”兩個大的階段。具體而言，是距今萬年奠基，距今八千年起源，距今六千年加速，距今五千多年進入文明社會，距今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距今四千年王朝建立，距今三千年王權鞏固，距今兩千兩百年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相應的，《萬年中國》除序篇外，分成“8000年：中華文明的起源”“5000年：中華文明的形成”“4000年：早期的國家與最初的王朝”三個部分。

在《萬年中國》里，我們可以在萬年的時間尺度里，看到農耕文明的誕生和發展，看到北方的旱作和南方的稻作的交融——萬年前的浙江金衢盆地，誕生了以上山遺址為代表的農業文明，我們的祖先告別了舊石器時代延續下來的穴居生活，來到了曠野上，開啟了農耕和聚落定居的時代。隨著時代的發展、環境的變化，農業文明逐漸走出河谷盆地，沿著錢塘江來到河口濕地，再從那里北上過江，來到太湖平原，最終形成良渚文明，建立起龐大的城池和完善的社會組織。此時，隨著北方黃河中下游中原文明的興起，南北文明溝通、征伐、交流，最終完整、統一的中華文明得以形成，傳續至今。

一個距今萬年的食稻族群

筆者在《萬年中國》一書中的文章，題為《萬年上山，世界稻作文化起源地》。文章突破了8000年文明起源的時空框架，梳理了上山文化這一中國稻作農業典型，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其作為中華文明“萬年樣本”的概念。

為什么錢塘江流域在那個年代能夠誕生如此繁多具備規模的遺址群？答案是，這支被命名為上山文化的遠古人群，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早食用稻米的族群。有了糧食保障，他們選擇了定居的生活方式。有了生存繁衍的基本條件，亞洲東部最早的村落逐漸在錢塘江地區散布開來。上山遺址被嚴文明先生稱為“遠古中華第一村”。

為什么這個實現了長期定居的族群能夠獲得穩定的食物供給？答案是他們不但利用了稻米作為糧食的自然屬性，而且開發了水稻栽培與種植技術。他們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早學會耕種和收獲稻米的農人。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準確地說，人類文明史上的第一場革命——農業革命，在這里悄悄地發生了。起碼在東亞的稻作文化區，上山文化可能主導了這場革命。

以上研究都是在實驗室里進行，屬于實驗科學的結論。對于一個田野考古者來說，最直觀、最震撼的發現來自肉眼可辨的陶器。上山文化諸遺址中，都發掘了大量的陶器，其中大口盆最具特色。這種容易破碎的陶器的普遍出現，也是人類從遷徙走向定居的證據之一。上山陶器多屬于夾炭陶，在陶泥中摻雜稻葉、稻殼等有機物質，可以在陶胎成形和燒制過程中防止開裂，達到成器更加牢固的效果。這一制作工藝，意外地將不可多得的稻遺存信息保存下來。統計發現，上山遺址絕大多數的陶器均羼和了稻殼、稻葉，在一些破碎陶片的表面或斷面上，可以發現密密麻麻的碎稻殼。這碎稻殼實際上是最早的谷糠。上山古人吃掉了用石磨盤、石磨棒碾出的大米，然后用剩下的谷糠來制作陶器。面對著這些不起眼的破碎陶片，大約每個人都會發出由衷的感嘆，我們竟然據此找到了迄今發現的這個世界上最早的食稻族群！

栽培、收割、加工、食用，這是圍繞水稻種植、收獲、利用的考古證據鏈。一種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的行為體系，即稻作農業行為體系，在上山文化中被較完整地揭示出來。這是考古人為之興奮的大發現！這一發現也被評為中國考古學“百年百大”發現之一。

一位中華子嗣心中的歷史具象

起源問題，屬重大問題，在學術上也是一個邊界模糊的問題，往往需隨著資料的完善不斷調整認識。

農業起源，也被稱為“農業革命”，對人類文明史產生了重大影響。對比年代相近或更早的洞穴新石器時代遺址，上山文化具有三個顯著的特點。第一，如前所述，一種嶄新的農耕行為體系已經初步形成。第二，上山人走出了洞穴，占領、定居于新石器時代活動中心的曠野地帶，形成龐大的遺址群，這與農業發生的革命性后果相吻合，從中我們看到了農業文明的新氣象。第三，上山稻作是一種沒有中斷并出現穩定進步的文化現象，隨著上山文化的發展而傳播，延續了1000多年，最后為跨湖橋文化所繼承。

讓我們回到《萬年中國：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形成》一書。馮時先生在解析中華文明時，將“觀天象，授農事”視為知識體系與禮儀體系形成的源頭，那么太陽紋、“卦符”在上山文化的最早出現，不但與農事活動結合在了一起，而且實現了稻作文明與中華文明的整合。

這樣的結論或許仍然有些抽象。確實，在史前中國的巨大時空中，要將諸文明要素有機串聯，合理解釋，還存在不少的空白。但這只是一個認知與共情的過程，如果你認真研讀這本新書，當你讀懂了賈湖，讀懂了良渚，讀懂了南佐、牛河梁、陶寺、石卯、二里頭，萬年中國對于你也就不遠了。

愿考古學家看到的“滿天星斗”“重瓣花朵”，能成為每一位中華子嗣心中的歷史具象。

（作者：蔣樂平，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跨湖橋文化和上山文化主要發現者、發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