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華法系進行重新認識，既是時代的重任，亦是學者的使命

★對中華法系進行重新認識，既是時代的重任，亦是學者的使命

中華法系作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是一套卓然不群且數千年傳承不息的國家治理體系，涵蓋了整個古代中國法律的制度、思想和文化。它起自三代，發展于秦漢，定鼎于《唐律》，沿襲至清末，有著自身獨特的演進規律和精神氣質，展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和深厚的法制文明，曾經對日本、朝鮮、安南等周邊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值此之際，對中華法系進行重新認識，挖掘其間的經驗智慧以繼承創新，既是時代的重任，亦是學者的使命。

《道德經》云：“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自近代以來，雖然中華法系外顯的形式載體已逝，但其內含的文化基因猶存。多有論者反復申言，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者愛人等理念，“至今仍然深深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忠孝信義一類的價值觀，在傳統社會既是婦孺皆知的道德觀念，也是身體力行的法律準則。依法律演進史的眼光觀之，這些就是中華法系的文化基因。它不因朝代更迭便訇然斷裂，亦不因制度變革就戛然而止，而如春雨潤物般化入民眾心靈深處，代代相傳。在這種道德元素和法律元素同構的法文化模式中，道德所褒揚的，法律必予維護；法律所制裁者，道德則予貶斥。這與西方強調法律與道德應當有明確邊界的法文化迥異其趣。

傳統道德名目眾多，但可以用一個總概念“仁”來加以統攬。孟子曰：“仁，人心也。”“仁”即人心，指人內在的心智，也就是判斷是非、善惡、真假的能力。依朱熹之言，仁乃是“天理”“人情”；用王陽明的話來表達就是“良知”；用今天的話說即常情、常理、常識。將這種心智推運到人與人、人與物的關系上，便是梁啟超先生所說的“同類意識”，你希望別人怎樣對待你，你就應該怎樣去對待別人；你希望自然萬物怎樣回報你，你就應該怎樣去對待自然萬物，這就是老百姓常說的“將心比心”。雖然現在的人認為自然物象沒有“心”的意識活動，但古人并不這樣看。人倫道德抑或自然道德，都不過是人心的外化；要維護這些道德，就得有相應的法律制度。欲維護人倫秩序，就有了倫理法律制度；要維護自然秩序，就有了生態法的規范。或者說，只有根據這些道德要求來制定和實施的法律制度，才能符合人心、激發良知，才是良法；反之則不然。中華法系的演變發展，正體現了這樣的思維邏輯和實踐邏輯。故簡而言之，“仁”就是中華法系的文化基因。

復興中華法系不是照搬故有的典章制度和法律條文，而是將其中的優秀思想和理念運用于當代法治建設之中，用以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不斷完善。

★復興中華法系是構建中國特色法學體系的需要

復興中華法系是構建中國特色法學體系的需要。欲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成“新時代中華法系”，還需要法學理論的支撐。盡管我國已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學體系，但目前仍存在著學科設置克隆西方的情況比較突出、學術原創能力還不強、法學話語言必稱西方等現象，“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水平總體不高”。復興中華法系對建設中國特色的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有著重要意義。

以話語體系為例來分析，早在百余年前，嚴復在翻譯西方法學文獻時，就注意到“法”字在中西方語言中存在著重大差異：“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禮、法、制四者之異譯”。連“法”這個法學領域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中西話語差異都如此巨大，足見構建中國特色法學話語體系的重要性。又如“執法”和“司法”這兩個詞匯，由于近代以來受西方法學話語的影響，將行政機關執行法律稱作“執法”，將司法機關施行法律稱作“司法”。在人民群眾看來，兩者都是對法律的實施，無法分清執法和司法有什么區別。當學者將法院、檢察院界定為司法機關時，老百姓會問：在司法活動中承擔了大量工作的公安機關算不算司法機關？當學者將公安機關定性為執法機關時，老百姓又會問：各級政府部門中都有“司法局（部、廳）”，它們究竟是司法機關還是執法機關？這一系列法治實踐中的困惑，都是由缺乏中國特色法學話語體系帶來的。

★復興中華法系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

復興中華法系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出：“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從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探索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時借鑒國外法治有益成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夯實法治基礎。”這一經典論述表明兩層重要含義。

其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有堅實的法治基礎。從歷史上看，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繁榮昌盛，不僅需要有強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基礎，也需要有先進的法治作為支撐。唐朝作為中國帝制時代的鼎盛時期，綜合國力居亞洲之首，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來唐朝覲見的國家有七十多個，長期居住在長安的外國商客不下十萬人，唐詩更是文學史上的千古絕唱。同時唐朝法制也很先進，傳承了歷代法制文明成果，形成禮（儀）典體系、律（令）典體系與習慣法體系和合共生的法律系統，實現了禮與法的完美結合，中華法系至此定型。其從時間上影響及于后世長達一千余年，宋、元、明、清基本沿襲了這一套法律體系，只有量的微調，而無質的改變；從空間上影響了周邊諸多國家，日本、朝鮮、安南等國的法律制度，大都是學習、仿行大唐而來，其文化基因與唐朝法制保持著高度的相似性。由此可見，傳統中華法系既是大唐王朝走向輝煌的標志，又是華夏民族保持榮光的法制基石。以此可推，新時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必須有堅實的法治基礎作為支撐。

其二，要夯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法治基礎，必須探索出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一百年，我國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可喜成績，國家文化軟實力明顯提升，法治建設在走向現代化的同時，也逐漸擺脫西方法系的窠臼，建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值此向第二個一百年建設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奮進之際，也到了復興中華法系的大好時機。具體的方法就是從傳統、革命、建設、改革等不同歷史時期中，去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自身的法治道路，這既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由之路，也是復興中華法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道路，使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形成鮮明的中國特色；同時借鑒國外法治的有益經驗，使中國法治體系保持開放性。只有建成這樣的法治體系，做到了“不忘本來，吸收外來”，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特征，才能夠形成一種不同于世界其他法系的新型法系，那就是“新時代中華法系”。　（原載《北京日報》作者：龍大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