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這個專業方向的設立始于1970年代后期，但關于當代中國文學的研究卻是自1940年代后期當代文學發生期就同步展開了。當代文學實踐的推進和展開，不僅包括文學創作即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同時也與文學史研究、文學評論、文學理論的探討緊密關聯。這個最具當下性的開放性專業方向，既是中國文學研究整體學科建制中的一個方向，也是一個不斷突破文學邊界而直接介入當下思想文化的研究場域。文學問題的討論始終是與中國問題的研究重疊在一起的。當代文學這種前沿性，使得相關研究常常突破了純文學學科的規范性約束，而成為回應當下思想文化問題的活躍的“實驗場”。

我對當代文學不同時段的研究，一直嘗試著在一種跨學科、跨專業的視野中探討文學問題，并將“當代中國”視為自己研究的真正對象。在這樣的意義上，文學是基本的研究媒介和主要依據，而不是最終目標。把文學問題和作家的創作實踐放在思想史視野中展開分析，曾是我提出“人文學的想象力”的基本想法。因此，文學從來不是文學自身，而是一種當代中國自我表述的實踐形態。

中國學術體制中并不存在“中國研究”這一分類。在“二戰”后海外學科分類中，“中國研究”一方面是從傳統的“漢學研究”轉化而來，另一方面則與戰后美國學院新設立的“區域研究”關系密切。歐美及日本等的“漢學研究”更強調的是古典中國研究，對現當代中國的關注并不多，因此稱其為“漢學研究”還是“中國研究”實際上也涉及研究中國的時段轉移。而在戰后美國學術體制中得到命名的“區域研究”，顯然與冷戰體制及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版圖密切相關。在這種區域研究視野中，“中國研究”僅僅是“東亞研究”的一部分。

我所理解的當代中國研究，并不是要接續這樣的國際學術分類，而是與1990年代以來知識界為回應“中國問題”而提出的前沿性研究路徑相關。這種研究的兩個特點，其一是將當代中國作為整體性的研究對象，這意味著打破單一國別、專業研究的界限，形成一種跨學科、跨國別、跨區域的整合性研究視野；其二是從中國的主體性視野出發，重新理解中國與世界，這意味著并不將“中國問題”視為“世界問題”的某一地方性研究，而是注重問題提出的中國語境和歷史脈絡，并立足中國而重新理解世界。當代中國研究以“中國問題”為研究對象和討論場域，在這一問題域中，基于不同國別、不同學科的專業研究可以獲得對話和交流的空間，從而共同推進對“中國問題”的思考。

這是我所理解的“中國研究”，也是我一直在嘗試和摸索的一種研究風格。在既有的學科分類體制中，這種研究訴求和風格并不容易獲得清晰的定位。兩個需要突破的主要體制性區隔，一是國別文學研究，一是學科與藝術分類體制。但在我的理解中，強調要從“中國問題”的整體性視野展開研究，與專業體制并不完全構成對立關系。可以說，如果缺少必要的國別文學研究和藝術分類研究的專業基礎，想要將“中國研究”推向深入，也將是困難的。其中的關鍵，不在于國別與世界、文學（或他種藝術分類）與中國的二元對立，而在于研究者是否既具有一種整體性的研究視野，同時也具備專業性研究的基礎和能力。整體性視野和專業性研究能力這兩方面的結合，才能使“中國研究”兼具廣度和深度。

寬泛地說，只要關注與研究當代中國，就需要借助文學、藝術、思想、文化等諸多表述媒介。自1980年代以來，人們越來越強調“媒介自覺”和敘事媒介研究的專業化特點，但這種專業化探討始終離不開對中國的關注。差別只在于，對于何謂中國，對于作為一個整體性對象的中國本身是否有著反思性的理論自覺。

我開始有意識地將當代中國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和問題對象，受到1990年代求學期間整個知識界前沿研究的極大影響。正是當時知識界的諸多論爭，包括“后新時期”的轉型、“人文精神論爭”“新左派”與“自由派”的論戰等，使得總體性地思考“中國向何處去”這樣的大問題變成了共同的意識。這使得人們難以僅僅在專業范圍內討論問題，而需要對中國社會現狀及其可能的發展方向做出自覺或不自覺的考量。

事實上，在凸顯“轉型”“斷裂”“變革”等階段性特點的同時，就已經包含了對中國社會問題的總體性判斷。我對當代中國五個主要階段的分期研究，也是建立在這種總體性理解的基礎上的。回過頭來看，當代中國似乎頻繁地處于“轉折期”，這使得將當代中國作為一個整體性的談論對象，首先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但同時，如果缺少對當代中國的總體性認識，這些轉折和變化的具體內涵也難以得到清晰描述。事實上，每一次對“轉型”的界定和分斷，都源于一種“新時期”的當代性訴求。在這一意義上，克羅齊的名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確切含義是，缺少對當代性的認識和理解，人們就無法書寫“歷史”。

本書所描述、勾勒和闡釋的思潮、議題和現象，事實上都是從1990年代生長出來，進而在21世紀逐漸成型并穩定下來的。正如前文提到的，這些從1990年代出發的思想文化探索，經歷20余年的發展，已經逐漸顯露出相對穩定的輪廓。這或許也意味著“綿延的90年代”終于結束，而21世紀中國也開始顯露出自身的階段性特點。因此，當“90年代原點”獲得指認的時候，對我而言，也意味著我終于遠離了1990年代，而獲得了對于21世紀中國更為自覺的認知。這本書的意義不僅在于記錄和呈現了20余年來中國思想文化變遷的軌跡，也可以作為我從1990年代出發，觀察、分析和闡釋當代中國的思考見證。

（原載《北京日報》，作者為賀桂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