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道上：繽紛的唐人世界》董乃斌著鳳凰出版社

玄宗貴妃奏笛圖（明）

古絲綢之路貫通歐亞，是世界各國互連互通的“前世”開端。回首唐朝歷史上的兩條絲綢之路，無論是想要結交豪杰朋友，想要通過引薦、科考走向仕途理想的文人俠客，還是身懷才華珍寶、傳播文化信仰、販售奇異特產的番邦使者，他們都跨越地理阻隔，走過“長安三萬里”，匯聚在唐朝。探索古代絲路文明，就是在觸摸各國開放包容的歷史。

從長安到地中海：陸上絲綢之路

從長安出發西行，經隴西道或河西走廊（今甘肅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出陽關，抵蔥嶺，翻過積雪皚皚的大山，度越廣漠無垠的沙磧，便可以進入中亞。再繼續西行，便到達西亞，乃至地中海沿岸各國，這樣就把唐朝的國都和歐洲聯系了起來。

這就是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的名稱雖是19世紀才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但這條漫長的商旅途程卻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

據說中國的蠶絲早在公元前4世紀已傳到印度；公元前3世紀希臘、羅馬因從中國獲得絲織品而稱中國為“賽里斯（絲）國”。漢朝君臣曾致力于西域的開發。南北朝時期，絲路依然暢通繁榮。

貞觀九年（635年），唐太宗派李靖等大將進擊崛起于西北的吐谷渾，奪回并捍衛住了通往西域的通道——河西走廊。隨后便連續用兵，取高昌、焉耆、龜茲，迫使稱雄一時的西突厥向唐奉表稱臣。于是唐朝在伊州、西州、庭州設立州縣，在焉耆、龜茲、疏勒、于闐設四鎮，歸安西都護府管轄，后又設北庭都護府，轄理西域各地的羈縻州府。恢復安西諸州，始終是唐王朝統治者的關注點，也幾乎是歷代史家評論唐朝政治與國力的關鍵處。

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西域的得失直接關系著絲綢之路的安危暢阻，關系著古代中國國際貿易的衰榮通塞。

絲綢之路是一條通商貿易之路。中國生產的綾羅錦絹等高級絲織品、紙張、陶瓷以及各種金銀器皿，源源向西輸送。而歐洲、西亞的許多物產，如葡萄、棉花、名馬、寶玉和工藝品則經由活躍的胡商傳入中國。長安的東、西兩市以及洛陽、揚州、泉州、廣州等大都會，到處可以見到深目高鼻的胡商以及隨商隊前來的胡僧、胡姬。華夏文化固然附著于精美的物質產品流向西域各國，西域文明乃至中亞、南亞的種種文化藝術、科學知識，特別是宗教，也不斷東來，漸漸融入并大大豐富了中華文化。

漢唐兩代開拓、捍衛絲綢之路，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還吸引來西域許多有用之才。其中有源出安國的將軍李抱真、李抱玉兄弟；有源出于闐的著名畫家尉遲跋質那、乙僧父子；有源出曹國、米國的音樂家曹保、曹善才、曹綱祖孫，米嘉榮、米和父子等。

舶來珍寶：海上絲綢之路

與溝通歐亞的陸上絲路相對應，唐時南方海外貿易通道，遠至今日之印尼、爪哇、婆羅洲、斯里蘭卡和印度，常被學者稱為海上絲綢之路。南海郡諸商埠，特別是廣州，便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登陸口岸。

早在開元初，為管理海商，便有“安南市舶使”之設，這就是后來勢力很大的市舶司。市舶使多由宦官擔任，但管理辦法卻由節度使規定，市舶司這個衙門，屬于節度使的管轄范圍。正因為這樣，節度使的廉潔與貪婪對于中外貿易的興衰也有著重大的影響。

先看一個著名的貪官。《舊唐書·胡證傳》載：寶歷二年（826年），胡證被任為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廣州有海舶之利，貨貝狎至。證善蓄積，務華侈，厚自奉養，童奴數百，于京城修行里起第，連亙閭巷。嶺表奇貨，道途不絕，京邑推為富家”。

這里提到“貨貝狎至”“嶺表奇貨”，具體是些什么東西呢？不妨參照另一個嶺南節度使傳記中寫到的“外蕃歲以珠、玳瑁、香、文犀浮海至”（《新唐書·徐申傳》），以及梁太祖開平年間廣州、福建的貢物龍腦、腰帶、珍珠枕、琉璃、犀玉、香藥、舶上薔薇水、筒中蕉、郁金和雜色海味奇品等，便可大致推想得知。

由于盤剝過甚，有時不免使海商視到華經商為畏途，以致大大減少來華的船舶。《新唐書·李勉傳》載：在他擔任嶺南節度使之初，“西南夷舶歲至才四五”，原因就在于前任長官過于“苛謹”而貪墨。李勉是個清廉之官，結果“明年至者乃四十余柁”，幾乎增長十倍。由此可見長官的廉貪與對外貿易消長的關系是何等密切。

文學家韓愈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過廣州外商云集的盛況：蠻胡賈人，舶交海中……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送鄭尚書序》）

海陸兩條絲綢之路的暢通，吸引大批外國商人來華，當時籠統稱之為胡商或賈胡。這些外國人的足跡幾乎遍于中國，有人甚至在唐朝入仕做官、結婚生子，不但自己終老唐土，而且子孫相繼，逐漸歸化。

大批胡商來華，不但運來本國土特產、手工藝品，而且必將販回中國的工農業產品和外國稀見之物，商業貿易往來必然是雙向的流動，其中應體現互惠與友誼的精神。所謂“胡人識寶傳說”就是唐朝這一部分歷史生活曲折而有趣的反映。

（原載《北京日報》，作者為董乃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