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趙令穰《陶潛賞菊圖》

“文藝復興”原來有其特定的含義，一般指發(fā)生在14到16世紀的歐洲人文主義運動，首先出現(xiàn)在意大利，所以被稱為“意大利文藝復興”。文藝復興得有個前提——“復興”什么？

意大利文藝復興已經(jīng)給出答案，那就是復興“軸心時代”的文明。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到了一個“軸心時代”的概念，這對于我們認識人類精神發(fā)展史和認識我們自己，都具有非常的啟迪意義。他發(fā)現(xiàn)，“世界歷史的軸心位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它存在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間發(fā)生的精神進程之中。”在此之間，人類歷史經(jīng)歷了一次理性的覺醒，覺醒的文明都曾有過一次質(zhì)的飛躍，且影響至今，故稱之為人類歷史的“軸心時代”。“軸心時代”是個文明的概念，而非國家概念。

人類文明進入“軸心時代”，不是只有一條歷史道路，古希臘有古希臘的道路，中國有中國的道路，古印度有古印度的道路，由不同的歷史道路進入“軸心時代”，沿途會形成不同的文明景觀，哲學的、詩化的、宗教的……但奔向的目標都是一致的——人文主義。

我們是這樣認為的，人類歷史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有文藝復興，只有經(jīng)歷了“軸心時代”的文明，才具備了文藝復興的前提；人類歷史上，文藝復興也并非只有一次，一個連續(xù)性的文明，文藝復興會表現(xiàn)出階段性，反復或多次出現(xiàn)，比如中華文明。

以歐洲文藝復興為鏡，我們發(fā)現(xiàn)中國歷史上不僅有過類似意大利并早于意大利的文藝復興，而且作為一個連續(xù)性的文明，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曾多次出現(xiàn)過文藝復興，借用孟子的一句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道出了文藝復興的周期性。

歐洲文藝復興是回到古希臘，而中國從漢末至宋代，每一次文藝復興，皆以“中國的軸心時代”為回歸點和出發(fā)點。

依據(jù)“軸心時代”這一基本概念來看中國歷史，中國的“軸心時代”大約始于公元前11世紀的周公時代，止于公元前200年前后的秦國統(tǒng)一。以“周孔之教”為代表，孔子“吾從周”，開始了中國的第一次文藝復興，因此，在這80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還可以分出兩個階段，一個是周公時期的理性覺醒，一個是先秦諸子時期的百家爭鳴。

古希臘有哲人，中國有先秦諸子，古印度有釋迦牟尼。先秦諸子，是中國“軸心時代”一道理性的思想風景線。從先秦諸子開始，理性方顯示了勃勃生機，具有了改造世界的能力。誠如雅斯貝斯所言，那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理性的太陽，同時照亮東西方，希臘哲人、印度佛陀和先秦諸子并世而立，人類還有哪個時期比它更為壯麗？

這一時期，文明在轉(zhuǎn)型，尤其人類精神，開始閃耀理性光芒，穿透神話思維的屏障，東西方文明都開始從巫術(shù)、神話故事中走出來，走向人自己，講人自己的故事，開辟了人類精神生活的理性樣式。

有了軸心時代的理性目標，還要有文藝復興運動的標配，那就是要在歷史的轉(zhuǎn)折關(guān)頭產(chǎn)生巨人，一方面要產(chǎn)生思想解放的巨人，另一方面要在藝術(shù)與科學的領(lǐng)域，產(chǎn)生藝術(shù)創(chuàng)作與科學發(fā)明的巨人。

因此，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就看到了漢代復興先秦儒學、魏晉以玄學復興老莊思想、宋代則越過隋唐直接追溯魏晉了。

魏晉文藝復興，從清議轉(zhuǎn)向清談，魏晉人崇尚老莊，從政治優(yōu)先的經(jīng)學轉(zhuǎn)入審美優(yōu)先的玄學，從名教回歸自然，儒家道德英雄主義式微，亂世自然主義個體人格美學開啟；隋唐以詩賦取士，賦予政治以詩性，是復興《詩經(jīng)》時代“不學詩，無以言”的政治文化；宋人越過唐人直奔魏晉，在復興魏晉風度的個體人格之美中產(chǎn)生了山水畫，之后從山水畫到人物畫，到花鳥畫，都出現(xiàn)了一種獨立精神的表達。

14世紀開始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是重啟人類理性的一面鏡子。在以后的時代里，它成了藝術(shù)、文化以及社會品位的基準。用這面具有人文性的鏡子，去觀看11世紀的中國宋代，我們發(fā)現(xiàn)，“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竟然比佛羅倫薩還早了3個世紀。

五代十國、北宋、南宋，從文化史角度可看作一個歷史分期，這段從10世紀初開始到13世紀后期結(jié)束的歷史，算起來有300多年。元代建立之時，正是意大利文藝復興之始。以此來看宋代文藝復興，或可視為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之“先驅(qū)”。

放眼歷史，進化之跡隨處可見，然而，一個民族創(chuàng)造歷史之綜合能力，并非順應(yīng)王朝盛衰而消長，有時甚至相反。

如王朝史觀，即以漢唐為強，以宋為弱，然終宋一朝，直至元時，王朝雖然失敗，但若以文明論之，詳考此時代之典章文物，就會發(fā)現(xiàn)，兩宋時代文藝復興和社會進步超乎想象，諸如民生與工藝、藝術(shù)與哲學、技術(shù)與商業(yè)無不粲然，域外史家謂之“近世”，或稱“新社會”似不為過。考量宋代，無論是以功利尺度，還是以非功利尺度，它都是一個文教國家而非戰(zhàn)爭國家，是市場社會而非戰(zhàn)場社會。美第奇家族憑借其雄厚的財力，在佛羅倫薩城里推行城市自治，建立市民社會時，早3個世紀的宋代已通過科舉制，亮出了平民主義的政治立場，并向著文治政府推進。用定格意大利文藝復興的眼光，瞭望中國宋朝，同樣看到了繪畫藝術(shù)貫穿于精神生活的景象，從汴京到臨安，從10世紀中期到13世紀后期，藝術(shù)帶來的人性解放，始于“士人群體”獨立人格的形成，他們成為文藝復興的主力。

宋代文藝復興帶來的審美自由，適合藝術(shù)蓬勃地生長。有宋一代，藝術(shù)上最閃耀的便是中國山水畫的興起，尤其水墨山水畫的興起，成為宋代文藝復興的標志，而市井風情畫，則描繪了宋代文藝復興的民間社會的新樣式。

繪畫藝術(shù)是北宋人文指標的一個審美增長點。山水畫巨子有李、范、郭、米四大家，趙佶善花鳥，并為宋代文藝復興提供了一個國家樣式。宋代在全盤接收五代繪畫的基礎(chǔ)上，形成了院體工筆與士人寫意的兩大藝術(shù)流派，成為北宋人文精神的天際線。

總之，無論“近世”精神數(shù)據(jù)，還是“文藝復興”的人性指標，它們都以審美為標志，這應(yīng)該是一個好的歷史時期了。在一個好的歷史時期進入一個好的文明里，宋人如此幸運。

（原載《北京日報》，作者為李冬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