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書店《望長安》霍宏偉著生活·讀書·新知

▲丘行恭與“颯露紫”浮雕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與人類學博物館藏

考古學者為大眾撰寫的書，帶有深深的行業烙印。有時候，我們將其稱為一種“職業病”，或者說是一種情緒。研究史前考古學的學者癡迷于將文明起源不斷往前推進，努力找到文明發源更加久遠的證據。研究歷史的考古學者將出土文物與文獻對照，以“證經補史”。如果看到文獻中的記載能在考古發掘中變成“現實”，那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通過文字將這種考古帶來的欣喜傳遞給讀者，也算是喜悅之情的釋放。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職業情感。“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站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與人類學博物館收藏的昭陵二駿石刻前面，這句詩很自然地浮現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霍宏偉的腦海中。無論是文物考古工作者，還是普通的中國游客，站在這里的人，此時都不約而同地共情了。眾所周知，這里的二駿和現藏于中國西安碑林博物館的四駿分隔兩地，而這也僅僅是一個多世紀之前中國國寶流失的片段而已。

自從踏入這個行業，霍宏偉似乎就與海外流失文物結下了不解之緣。在大學期間修“洛陽文物志”課程時，他的心靈就被民國時期金村戰國大墓和龍門石窟文物嚴重被盜的史實深深刺痛。后來在國家博物館工作，他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各種國寶。特別是在賓大訪學期間，賓大博物館藏昭陵二駿和佛造像更進一步刺激他開展這方面的研究。2013年參與國博主持《海外藏中國古代文物精粹》大型叢書的編纂工作，更令他拓寬了視野，也使他有機會了解到大量海外館藏中國文物的細節和背景。2018年，圓明園舊藏青銅器“虎瑩”回國，成為當年文博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作為國家博物館工作人員，霍宏偉參與此事，個中經歷，激動人心。幾次“機緣巧合”，無不是推動他寫作《望長安》一書的重要契機。

考古人有自己講述文物的方式方法、寫作技巧和價值觀念。他們對文物的觀察與普通大眾不同，與收藏家更不同。最大的差別，就是考古學者重視文物出土的情境。這也是他們對盜墓深惡痛絕的原因之一。文物脫離埋藏環境，喪失了大量的學術信息，給歷史的復原造成很大困難。流失海外的文物，很難留有完整的原始埋藏信息。對此，學者一方面感到非常遺憾，另一方面也激起了研究和求知的欲望。《望長安》一書中的《誰是劉庭訓？》一文，就是抽絲剝繭的絕佳案例。大英博物館藏有一組唐代三彩俑，它們的來源撲朔迷離。用大英博物館中國館館長自己的話說，這件三彩俑的神秘可對標“蒙娜麗莎畫像之于盧浮宮”。以往有學者認為，它出土于洛陽唐代“劉廷荀”墓。霍宏偉經過考證，找到了現藏于開封市博物館的劉庭訓墓志石，由此確定了這些三彩俑陪葬的墓主人真實身份為“劉庭訓”。在這塊墓志石上，清晰地記述了唐代忠武將軍劉庭訓曲折一生的傳奇經歷。這些三彩俑與墓志曾經埋藏在一起，而今天相隔萬里，令人唏噓。

追溯原始環境的理念，在《昭陵石馬夜空嘶》一文中有更加詳細具體的展現。這篇文章中的霍宏偉像一個偵探，一步步追溯兩匹石馬從陜西九嵕山到美國賓大的流失過程：自陜西禮泉縣九嵕山昭陵北司馬門至西安城內的舊督府（南院），從西安南院到北京永寶齋；從北京到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倉庫，再到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空間之變，反映時間之變，也映襯著歷史的盛衰之變。昭陵兩駿命運波折，亦可視作大唐盛世到民國亂世轉變的縮影。此文另一亮點，是對2002—2003年昭陵北司馬門遺址考古發掘材料的引用。這種考古情境的使用，只有實際參與過發掘的人才會掌握和特別珍視。出土的六駿石座提供了昭陵六駿初唐原生環境和明清次生環境。考古場景為我們還原了流失海外昭陵兩駿的歷史現場，解決了六駿中“青騅”與“什伐赤”的定名懸案。北宋《昭陵陸駿》石碑上的刻畫和馬贊是對六駿石刻原始位置的客觀記錄。1907年法國人沙畹拍攝的昭陵六駿照片是明清次生環境中六駿石刻的排序情況，那時六駿的明清石基座與唐代石基座已不在同一位置，因此西安碑林博物館中“青騅”與“什伐赤”兩駿名稱應該互換。

離家的國寶，如今陳列在國外知名博物館中。我們要看到它們，似乎也不是難事。一個多世紀以來，國外學者也對它們進行研究。從某種角度看，作為人類文明的遺產，好像放在哪里、被誰研究都一樣。事實果真如此嗎？該書中記錄的大英博物館中陳列的一件銀盒，就是中國學者學術研究話語權的很好見證。這件宋代銀盒在民國時期被北京的青銅器修復師賈玉波收藏，至遲在20世紀40年代流落海外。1968年，由沃爾特·賽德威克夫人遺贈大英博物館，大英陳列時定名為“銀盒”。霍宏偉經過研究考證，認為其應為“銀鏡奩”，用于盛放銅鏡，且制作年代應在北宋晚期。他進一步考證，蓋子上的圖案為“薛媛對鏡自圖其形”的場景，講述一段唐代女子的故事。2017年3月，霍宏偉通過電子郵件，將上述研究結果告知大英博物館中國館館長霍吉淑。當時大英博物館正在著手重新布展中國館，于是決定更改陳列名稱。2018年11月，霍宏偉在大英博物館看到了這件鏡奩，發現展品名稱已更換，而且旁邊還搭配了銅鏡和宋代《妝靚仕女圖》的復制品。可見，他的研究不僅直接改變了英國學者對這件銀盒的看法，甚至影響了展陳方式，進一步彰顯了在研究海外藏中國文物方面，中國學者本該擁有無可置疑的話語權。

望長安，念洛陽。與昭陵二駿令國人唏噓不已相對照的，恐非洛陽金村大墓不可。盧芹齋和懷履光，是中國文物史上不可不提及的兩個人。霍宏偉在《懷履光去過金村嗎？》一文中，以1928年一場大雨開場，揭開金村大墓文物流失的過程。正如標題所示，懷履光到底有沒有去過金村，他在金村文物盜賣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往很多學者也進行過研究分析。這篇文章對歷史文獻和相關研究進行了梳理考證，還原了金村文物發現—盜掘—買賣—收藏的流傳數據鏈。作者在文中化身偵探，對盜掘起止、人員構成、文物買賣渠道甚至懷履光的行動路線都進行了身臨其境般的描寫。

往者已逝，來者可追。特殊年代文物流失，帶給國人的遺憾和傷痛，需要長期的修復。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隨著國力強盛，政府部門和學者不斷努力，離家的國寶也在慢慢回歸家園。近年來，國家文物局通過多種渠道不斷探索追回流失文物的方法和途徑，逐步建立綜合使用外交斡旋、協商談判、執法合作、司法訴訟等方式的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工作模式。據不完全統計，已有30余批次、近4000件套流失海外文物回歸，其中包括我們熟知的圓明園鼠首兔首、秦公晉侯青銅器、大堡子山金飾片等，霍宏偉也親自參與了迎接圓明園虎瑩回國的過程。在追索國寶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國內博物館發揮的重要作用。此外，像《望長安》這樣的著作，不僅是學者學術研究的呈現，而且是對廣大文博愛好者進行知識普及的成果，更是流失文物在精神上回歸國家的形式之一。

（原載《光明日報》，作者為曹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