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理由：中國共產(chǎn)黨歷來高度重視學習，并因此大受其益。黨成長壯大的歷史也是一部學習的歷史。每當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關鍵時期，每當遇到新的任務和新的挑戰(zhàn)的時候，中國共產(chǎn)黨更是特別強調(diào)學習，并組織了卓有成效的學習活動。回顧100年的歷史，中國共產(chǎn)黨強調(diào)學習的話語始終沒有改變，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是學習活動的超越與升華。把黨的歷史上重視學習、善于學習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弘揚光大，是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本書采用紀實的寫作手法，夾敘夾議，文字表述力爭鮮活，人物介紹力爭生動具體，事例選用力爭巧妙恰當，情景安排力爭引人入勝，力求把一個立體、生動、完整的中國共產(chǎn)黨百年學習歷史展現(xiàn)在讀者眼前。

為了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先進的中國人逐漸認識到古老的思想文化不能指引中國走出苦難的深淵，便紛紛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力圖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武器使中國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

救國救民的道路究竟在何方？中國的先進分子陷入了極度彷徨和苦悶之中。

就在這個時候，十月革命爆發(fā)了。真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以“民主”與“科學”為旗幟的新文化啟蒙運動在中國蓬勃興起之時，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推翻了俄國資產(chǎn)階級臨時政府的腐朽政權，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十月革命，猶如劃破沉沉暗夜的曙光，給苦悶和探索中的中國先進分子樹立起一個具體榜樣，在他們心中燃燒起新的希望。

俄國革命的消息，從一開始就引起中國新聞界的關注。十月革命爆發(fā)后的第三天，上海《民國日報》就以“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為大字標題，報道了俄國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推翻資產(chǎn)階級臨時政府，占領首都的消息。隨后，《時報》《申報》《晨鐘報》《太平洋》等雜志也都作了相關報道和介紹。

從報刊上不斷登載的消息中，中國的先進分子逐漸了解到，十月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成功的，十月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俄國的國情與中國有許多近似之處，俄國地大人多，經(jīng)濟文化落后，沙皇統(tǒng)治時期政治腐朽，又是中國的近鄰，俄國革命能成功，中國也應該仿效俄國才能成功；十月革命是勞苦大眾的勝利，俄國工人、農(nóng)民和士兵，這些過去被人瞧不起的普通勞動者是革命力量的主體；新建立的蘇俄革命政府主張維護世界和平，反對侵略戰(zhàn)爭；蘇維埃政權沒收和監(jiān)督資本家的企業(yè)，通過維護工農(nóng)利益決議案，把土地分配給農(nóng)民，并把選舉權等政治權利真正交給廣大工農(nóng)大眾。蘇俄政府繪制的這幅美妙的畫卷，深深吸引著中國的先進分子！

十月革命后不久，一些旅俄的中國工人陸續(xù)回國。據(jù)報道，到1919年夏天，在蘇俄政府幫助下經(jīng)過西伯利亞回國的華工約達四萬人。這些華工比國內(nèi)的先進分子更早知道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他們當中，有的親身參加了奪取十月革命勝利的激烈戰(zhàn)斗，目睹了十月革命在俄國造成的天翻地覆的大變動。回國后，他們在中國勞動群眾中宣傳蘇俄勞動人民翻身做主人的真實情況，引起了強烈反響。特別是中國的無產(chǎn)階級，更是熱切期盼像俄國那樣的“勞工之國”能在中國早日實現(xiàn)。

蘇維埃俄國關于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沙俄在中國的全部特權的主張。第一次對華宣言是1919年7月發(fā)出的，但由于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的扣押不得與中國人民見面，直到1920年3、4月間才有外國報紙透露出來。接著蘇俄政府在1920年9月又發(fā)表了第二次對華宣言。

兩次宣言都宣布廢除沙俄時代同中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放棄在中國的帝國主義特權，提出要和中國建立友好關系，支持中國人民爭取獨立自由的斗爭。近百年來，中華民族一直在帝國主義的重壓下喘不過氣來，只有社會主義的蘇俄，只有列寧的勞農(nóng)政府，對中國人民表達了如此的友誼，因而這個宣言在中國引起了很大反響，尤其博得了中國先進分子對這個能夠“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好感。中國的工人、學生、商人各階層的數(shù)十個團體紛紛致電，許多報紙包括保守的資產(chǎn)階級報紙都發(fā)表評論，表示感謝。十月革命的偉大領袖列寧的名字，在中國人民中，尤其是在先進分子中廣為傳頌，受到極大的愛戴與尊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思想和學說對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產(chǎn)生了磁石般的吸引力。

由此，中國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先進分子，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啟示中，敏銳地感受到世界歷史潮流的深刻變化，很快在實踐中得出向俄國十月革命學習、“走俄國人的路”的結(jié)論。

率先號召中國人民向俄國十月革命學習的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

面對民不聊生的慘狀，青年時代的李大釗就立志要為苦難的中國尋求出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專制統(tǒng)治，建立了“中華民國”，李大釗曾對這場革命寄予很大希望，但是后來北洋軍閥很快就篡取了革命果實。李大釗決心探索救國救民的新道路。

1913年，李大釗到日本留學，在那里受到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河上肇的影響，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同他一起在日本留學的好友高一涵說：“他在日本時學的是經(jīng)濟學，但他對那時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學總是不感興趣，一看到河上肇博士介紹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的論著，就手不釋卷。他從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起，經(jīng)過十月革命以后，一直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著作。”1916年春回國后，他立即投身于反日反袁的斗爭和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中。

在1918年初，李大釗就開始通過私人信件和寄有關材料，向他的朋友宣傳和介紹十月革命的情況。林伯渠當時正在南方跟隨孫中山進行護法斗爭，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約在1918年3、4月間，連續(xù)接到李大釗同志幾次信，詳細給我介紹了十月革命情況及一些小冊子、文件，并對目前中國形勢闡述了他的所見，得到很大的啟發(fā)。”據(jù)李璜回憶：“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中，守常便已在我們聯(lián)餐席上，開始稱道俄國的共產(chǎn)革命，認為比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要有意義得多，因為在俄共主張上，還有精神照顧到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上，而中國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時，則最好去學俄國共產(chǎn)黨。”

1918年7月，李大釗根據(jù)盡可能收集到的關于十月革命的材料，作了認真的學習和研究，發(fā)表了他的第一篇關于十月革命的論文——《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他比較了以法國革命為代表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和以俄國革命為代表的無產(chǎn)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他說：“法蘭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紀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國家主義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會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他以辯證的觀點觀察人類文明史的演進，認為“一國文明有其暢盛之期，即有其衰歇之運”。而資本主義的歐洲各國，其文明或者“已臻于熟爛之期”，或者“已臻極盛，過此以往，則當入盛極而衰之運”；據(jù)此，他預言，“二十世紀初葉以后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fā)于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紀末葉之法蘭西亦未可知”，“俄羅斯之革命，非獨俄羅斯人心變動之顯兆，實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顯兆”。李大釗主張我們應當有這樣的歷史眼光，努力地去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自覺地走俄國人的路。

同年11月底和12月初，李大釗又發(fā)表了《庶民的勝利》的演說，寫下了《Bolshevism的勝利》的論文，他揭露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帝國主義性質(zhì)，指出它的“真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資本家的政府想靠著大戰(zhàn)”，“建一世界的大帝國”；而這次戰(zhàn)爭的結(jié)果，是引發(fā)了俄國和德國等國的革命，所以這是“民主主義把帝制打倒，社會主義把軍國主義打倒”，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zhàn)勝”，是“庶民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Bolshevism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他再次強調(diào)，“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預言“將來的環(huán)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對于這等世界的新潮流，“是只能迎，不能拒的”。中國也只有以馬克思創(chuàng)立的革命的社會主義作為“新信條”，才能使自己適應這個世界的新潮流。他號召中國人民向十月革命學習，為在中國實現(xiàn)“勞工社會”而奮斗。

1919年元旦，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fā)表了《新紀元》為題的社論，進一步指出：十月革命開辟的“新紀元”，“帶來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我們在這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他明確指出，中國人民應該沿著十月革命照亮的道路前進。

這段時間，李大釗能夠讀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是有限的。他關于論述十月革命的幾篇文章，雖然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內(nèi)容還沒有進行系統(tǒng)的介紹，而且文章也有些不夠恰當之處，但是它卻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意愿。這些閃爍著馬克思主義光輝的篇章，飛落在中國人民尤其是青年學生們那渴望真理雨露滋潤的心靈上，真可謂醍醐灌頂，振人心弦。

古老的中華大地上掀起了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熱潮。在李大釗、陳獨秀的指導和幫助下，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等熱血青年，如饑似渴地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積極參加工人運動的偉大實踐。伴隨著緊張熱烈的學習，先進分子加快了建立無產(chǎn)階級政黨的步伐。他們將學到的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jié)合，于1921年創(chuàng)立了中國共產(chǎn)黨。　　（原載《天津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