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可以決定發展，制度也可以決定不發展，關鍵看選擇什么樣的制度。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展成就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再次證明制度對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

原理

節約時間令交易費用減少

在討論交易費用時，本書作者拓寬了制度經濟學對“交易”研究的范圍。以往制度經濟學所說的交易是指基于財產所有權衍生出來的各種物質和服務上的權利交易。作者認為，交易的實質是權利的讓渡，政府行政行為產生的權利同產權一樣可以讓渡，也可以作為交易的對象。比如，政府授予某企業特許經營權，是政府通過行政行為將派生的權利讓渡給了企業。這一過程便構成了政府與企業的權利交易。

對經濟學而言，各種理論要在一定的假設條件下才能成立，對假設條件的突破往往會帶來新的理論突破。新制度經濟學家在分析簡單的經濟活動時，可以用貨幣衡量交易費用。但是很多因制度產生的交易費用無法用貨幣衡量，實踐中用到交易費用概念時不得不以定性描述為主。本書作者提出以時間測度交易費用，時間與貨幣共同構成測度交易費用的標準。

時間具有客觀性，是最偉大、公正的裁判。使用勞動、利息、效率等指標度量經濟活動時都離不開時間的參與。如果說全社會存在一個總勞動時間，那么其中包括了交易費用時間。總勞動時間中用于交易費用的時間越少，用于創造財富的時間就越多。雖然以往的經濟學理論從未用時間衡量交易費用，但在各個國家的政府治理中，在企業的經營活動中，都不約而同地、自發地將節約時間作為努力方向。

一旦開始用時間度量交易費用，對經濟制度的研究就會變得豁然開朗。拿包產到戶來說，1980年中央正式決定進行包產到戶改革，可以看作是一次制度的理性構建。在此之前，很多地方已經偷偷進行了包產到戶的嘗試。如果中央遲遲不作改革決定，任由包產到戶在各地自發演進，這一制度得到全面推廣必定曠日持久。由中央決定進行的制度構建則節約了交易費用，在短時間內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其他領域的改革也可作類似推演。

作者以交易費用為工具，總結了制度演進的特征和規律，包括路徑依賴、效率遞減、制度異化。具體來說，對現有制度的“打補丁”是一種節約交易費用的方式，這導致制度變遷中普遍存在路徑依賴。一項制度建立后便不斷面臨邊際調整，這會帶來交易費用的剛性增加，引起制度效率遞減。隨著交易費用的累積，與制度目標偏差增大，制度往往會背離其建立時的初衷，出現制度異化。

實踐

低交易費用形成市場經濟紅利

作者認為，不同經濟體制的競爭本質上是交易費用的競爭。我國改革起步于高交易費用的計劃經濟體制，書中模擬了計劃經濟下兩個企業完成一次交易的流程。計劃部門要收集產品需求的品種、數量和企業生產能力的數據，按照“兩下一上”或“兩下兩上”的程序，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供需平衡，定好計劃后再安排生產。制定實施計劃的每一個上報、下達環節都可以看作一個交易模塊，是企業與政府或政府與政府間的權利交易，每次交易都會產生交易費用。對全國人力、物力、財力的供給和需求進行平衡意味著經過無數次的權利交易并累積起較高的交易費用。

上世紀80年代，全國計劃會議往往要開一兩個月來制定和平衡計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與企業之間可以直接交易，省掉了企業與政府、政府與政府間的交易費用。改革開放初期在計劃經濟薄弱的地方，避開國家計劃的市場交易不斷增長，計劃的范圍不斷收縮，于是形成了計劃與市場并存競爭的雙重體制。隨著1992年黨的十四大召開，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這意味著低交易費用的市場經濟體制勝出，高交易費用的計劃經濟體制被淘汰。

作者又運用交易費用分析框架解釋了我國如何在生產關系的三個方面解開了與社會制度的綁定，進行了經濟制度的重構。一是在資源配置上，解開了計劃經濟與社會制度的綁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二是在所有制上，解開了公有制與社會制度的綁定，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三是在分配上，解開了按勞分配與社會制度的綁定，建立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在解開“三個綁定”過程中，市場和非公有制經濟恢復了交易主體地位，形成了減少交易費用的激勵機制。社會總交易規模大幅增長，平均交易費用降低，低交易費用的經濟活動大量出現，從而使我國經濟活力出現明顯增強，形成制度紅利。作者認為，這可以說是我國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展的“秘密”所在。

問題

好的制度因約束蔓延阻礙發展

改革開放后，我國對幾乎所有經濟領域進行了改革。很多改革后的經濟體制在最開始促進經濟發展，但后來卻阻礙了經濟發展，作者將其概括為約束蔓延現象。書中描述了兩種約束蔓延現象。

一是沿產業鏈出現的“由點及線”的約束蔓延。政府對經濟活動的規制容易沿產業鏈從一個環節蔓延到上下游的其他環節，從“點約束”走向“鏈約束”。比如，“煤－電”產業鏈主要由電煤、運力、電力三個環節組成。對發電量和電價的管制造成“電荒”；為解決電力供求矛盾和霧霾問題，政府又對電煤生產和銷售進行干預，下達產能和價格指標；再后來發展到對需求進行干預，實行煤炭產能管控和有序用電。能源供求矛盾從供給約束、供需平衡發展為供給和需求雙約束，以致出現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減弱。從解決局部供求矛盾肇始，逐步在產業鏈上下游采取越來越多的政府定價、調控產能、抑制消費等行政措施。把長期目標短期化，持久戰打成攻堅戰，導致交易費用不斷累積，對全產業鏈的發展形成制約，成為近幾年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的重要原因。

二是某些監管措施最初只是規制特定市場主體，后來為追求監管力度或效率，規制對象擴展到更多的甚至是所有的市場主體，出現“由點及面”的約束蔓延。以信用監管為例，最初只是為解決司法執行難而采取的懲戒措施。但在信用體系建設中，各部門開始自行建立失信名單，失信懲戒的范圍和主體幾乎涵蓋了所有行政處罰對象，以及違反各部門相關規定的個人和企業，極大地增加了企業和個人創業、營商的交易費用。

目標

以低交易費用重塑改革路徑

因制度而產生的過高交易費用，其本質是讓市場和企業將時間用在無意義的事上，阻礙了他們做有意義的事。為了降低制度交易費用，作者主張調整交易權利和交易規則，遵循合理與必要原則、比例原則和最小損害原則。即沒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不設定交易權利和交易規則；交易主體付出的交易費用應當與獲得的收益相適應；在有多種方案可供選擇時，改革者應當選擇造成交易主體時間和資金損失最小的方案，也就是交易費用最低的方案。

面對當下一些地方和部門言必稱改革、以改革為名行擴權之實的情況，作者提出，要審慎構建新制度。現在國家對各經濟領域基本都建立了規制，完全靠來自基層智慧創造全新制度的空間已經很小。大量的行政機關制定和調整交易規則會帶來交易費用的增加，各個行政機關交易規則的疊加會累積巨大交易費用，影響經濟發展。

在我國，涉及全國的制度構建者是黨中央、國務院，部門和地方行政機關是制度運營者。在實踐中，制度運營者不經制度構建者批準，自行增設行政權力、調整交易規則的現象十分普遍。今后改革應由相應決策主體構建新制度、調整現有制度，防止制度運營者越位自行其是。制度構建者在完成構建后，還需要有監督者對運營者進行有效監控，防止自行對制度進行不必要的調整，從而管住政府通過行政權力增加交易費用的行政行為。

（原載《北京日報》，作者為鄭新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