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涌泉等著《拼接絲路文明——敦煌殘卷綴合研究》今年4月出版。初收到此書，展開書前創紀錄的長達3.25米的拉頁，我不僅看到了作者苦心孤詣將分散在海內外收藏機構共34號敦煌寫本殘卷、殘片綴合而成的《摩訶僧祇律》長卷，而且看到了作者努力拼接絲路歷史與文明所取得的可喜成果。

《拼接絲路文明》共2冊130萬字，仔細捧讀之后，我感到由衷的喜悅和欽佩。總體而言，本書堪稱為國際敦煌學界敦煌文獻研究里程碑式的新成果。

第一，本書是敦煌文獻綴合研究集大成的成果。20世紀，中外學者們已開始對敦煌文獻中一些殘卷、殘片開展綴合研究，但僅限于對國內外某些收藏機構、某些寫卷的零星綴合。本書研究范圍則擴展到全世界50多家收藏機構或個人公布的敦煌寫卷，取材涉及中外已刊布的60余種敦煌藏經洞寫卷圖錄和目錄，在以往學者綴合研究的基礎上，新發現可綴合殘卷、殘片多達6499號（本書前言指出“新發現可綴合殘卷近萬號”，因篇幅所限，本書只是擇要收入了部分綴合成果），堪稱敦煌文獻綴合研究的大工程、大成果。

第二，本書在敦煌文獻的研究方法方面極具創新性。作者一改以往敦煌文獻研究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對所有已刊布敦煌文獻圖版進行了數字化，建立了數據庫，采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通過對近百種共計32586號敦煌佛經寫本的統計，綴合前某一卷基本完整的僅1962號，殘卷數達30624號，殘卷比例為93.98％，由此確認敦煌文獻以佛經殘卷為主；其中絕大多數佛經的可綴殘卷比例在25％以上，平均則達27.84％。據初步統計，敦煌文獻的總數約為7萬號，可綴合的殘卷數將達17500號以上，數量巨大，這樣就使敦煌文獻綴合研究達到了定量分析的新境界，并由此確切地說明了殘卷綴合的重大意義。

第三，本書總結了綴合研究的程序和方法，使敦煌文獻綴合研究由實踐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在程序上，首先充分利用現有各種索引，對敦煌文獻進行全面普查，把內容相關的寫本匯聚在一起；其次把內容直接相連或相鄰的寫本匯聚在一起；最后再比較行款、書跡、紙張、正背面內容，以確定那些內容相連或相鄰的殘卷是否為同一寫本之割裂。在具體方法上，從內容相鄰、碴口相合、字體相同、書風近似、抄手同一、持誦者同一、藏家同一、行款近同、校注類似、殘損相似、版本相同、裝幀相同等12個方面，說明與殘卷綴合密切相關的關鍵要素。這就使敦煌文獻綴合研究上升到了方法論的高度，具備了普遍的指導意義。

第四，本書的研究觀點頗有創新性。作者對藏經洞文獻的性質提出了全新的觀點。藏經洞文獻的性質及藏經洞封閉的原因，長期以來困擾著國際敦煌學界，被稱為世紀之謎。本書指出，莫高窟所在三界寺收藏佛經之處有“經藏”與“故經處”之別，“經藏”就是三界寺的藏經處，而“故經處”則是用作修復材料的“古壞經文”的存放地，亦即后來的藏經洞。后唐長興五年（934）左右，敦煌三界寺僧人道真開始了大規模的佛經修復活動，很多敦煌寫卷中都留下了道真們修復的痕跡；藏經洞就是道真匯聚修復材料的“故經處”。道真搜集“諸家函藏”的“古壞經文”，意在“修補頭尾”。那些經過修復配補成套的經本，“施入經藏供養”；剩余的復本及殘卷斷片，則留在“故經處”作為配補或修復材料備用，并最終成為我們見到的藏經洞文獻。藏經洞的封閉，則很可能與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復工作結束有關。基于作者對敦煌文獻全面、深入、細致的考察，本書對莫高窟藏經洞文獻本身性質提出的新假說頗具說服力。

本書拓展、深化和提升了敦煌殘卷綴合研究，不僅對于推進敦煌學具有開拓創新意義，對于中國古代寫本學研究、中國佛教典籍研究、中國佛教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對于絲路文明交流研究也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在此僅舉一例即可窺斑見豹。2019年，伍倫春季文物藝術品拍賣會上7號拍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殘卷以402.5萬元人民幣的高價成交，一時引起轟動。該卷為著名敦煌學家及文物鑒定專家周紹良先生舊藏，卷前有著名書畫家及文物鑒定家啟功先生題耑并鈐印。該卷卷軸裝，前缺尾全，存9紙181行，行間有非漢文夾注。敦煌學家方廣锠對該卷敘錄：“從原件形態考察，確屬藏經洞所出敦煌遺書……在3600多號敦煌遺書《金剛經》中，此種在漢文經文旁加注藏文本，唯此一件，可謂第一次漢藏文化大交流的又一見證，彌足珍貴。”后來張涌泉帶領團隊研究發現，此殘卷前可與北大敦20號綴合，二號行款格式相仿，字跡書風似同，接縫處行間非漢文夾注字母殘字可拼合為一，橫向烏絲欄亦可對接，可以斷定二者為同一卷之撕裂。他們進一步研究發現，此二號夾注的并非藏文，而是草體于闐婆羅謎字母，這種西域文字字母夾注的敦煌文獻，確系“唯此一件”，無比珍貴。伍倫7號與北大敦20號成功拼接綴合，不僅使這一海內孤本得以完整面貌面世，極大提升了其文獻和文物價值，而且也為絲路文明的交匯交融提供了鮮活的實物佐證。

張涌泉帶領的團隊之所以能取得上述非凡的學術成就，與其治學理念、治學精神、治學方法密不可分。首先，他具有極強的學術使命感，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說的　“人生為一大事來”，就是要在敦煌學研究中做出代表中國學者一流水平、在國際敦煌學界具有領先水平的研究成果。其次，他具有沉潛學術的專心、持之以恒的定力。為了以身作則、集中精力專心致志做“大事”，多年前就傳聞他有“三不戒條”：不出國、不開會、不寫論文。他帶領團隊致力敦煌寫卷綴合研究18年，才得以完成如此宏大的研究成果，真正達到了十年磨一劍的境界。最后，他既具有十分扎實的傳統語言文字研究、文獻研究的功底，同時又具有極強的開拓創新的意識和能力，使得他能夠做出一系列既具有集成性、總結性，又具有開拓性、創新性的重大成果。比如他所撰著的《敦煌俗字研究》《敦煌變文校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都是相關研究方面總結性、集大成的成果，《敦煌寫本文獻學》被學者譽為敦煌學研究新范式的代表作之一。《拼接絲路文明》也是敦煌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成果，是我國“敦煌文獻系統性保護整理出版工程”的代表性成果，也是顯示我國學者在國際敦煌學領域掌握話語權的標志性成果，可喜可賀。

目前，張涌泉正帶領團隊投入到“敦煌文獻系統性保護整理出版工程”之一的《敦煌文獻綴合總集》的編纂工作中。我們期待他帶領團隊順利完成這一重大項目，繼續為國際敦煌學奉獻新成果，為中國敦煌學增光添彩。

（原載《光明日報》，作者為張先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