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新年和春節前后，在中國發生了一樁現象級的事件：一個成立于2023年7月，僅僅有一年半歷史的大語言模型研發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于新年前發布通用的大型語言模型DeepSeek－V3，且于1月20日發布了用于完成復雜邏輯任務的DeepSeek－R1，形成了人工智能理念和實用的普及化沖擊波，DeepSeek這個英文名字幾乎做到了大眾皆可正確發音的地步。

實現宏觀和微觀的完美融合

人們很快意識到，這樁現象級的事件發源地是杭州，“杭州六小龍”的名字隨即進入人們的視野：除了DeepSeek之外，還有游戲科學（Game　Science），其最為人知的產品是《黑神話：悟空》；宇樹科技（Unitree），專注人形機器人開發；強腦科技（Brain－Co），致力于非侵入式腦機接口技術；云深處科技（DEEP　Robotics），開發四足機器人和全地形越野機器人；群核科技（Manycore　Tech），是以GPU集群和人工智能技術為底座的空間智能企業。

于是，一個事實上早已形成和得到深度發育的杭州模式，很快成為各界關注和思考的新熱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信出版集團推出劉典和胡宇東合著的《杭州模式》一書，該書基于充滿生命力的“杭州六小龍”等案例，全方位和系統性詮釋了處于科技前沿的杭州模式。

探討杭州模式，不得不重新認識模式（pattern）的復雜特征。一般來說，可以從哲學和科學角度描述出抽象模式，例如各種經典物理模式；也可以基于經驗歸納出具有現實價值的模型，例如各類經濟發展模式和多元政治模式。杭州模式屬于一種經驗式模式，具有宏觀特征和微觀特征。這本書揭示了杭州模式的縱深層次：全球創新體系、國家競爭、杭州模式、城市戰略、微觀企業。所以，認知杭州模式，需要訴諸宏觀和微觀兩種方法。

這本書從宏觀視角解構杭州模式。杭州模式是一個涵蓋文化基因、制度創新、信息效率、科技革命、全球坐標、資本生態、科技競爭和模式出海等要素的綜合性經濟社會系統。杭州模式的背后是一個具有歷史底蘊的“杭州邏輯”，這一邏輯推動杭州實現了從“杭州制造”到“杭州創造”的躍升，并使其成為中國數字經濟的重要樞紐。這本書基于企業生態，對杭州模式做了獨特微觀透視。微觀經濟學的對象是企業。杭州是中國科技企業密度最高和增加數量最快的地區。在現代社會，沒有成熟企業集群構成的微觀基礎，就沒有健康的宏觀經濟；沒有宏觀經濟戰略和制度支持，就沒有可持續的微觀經濟創新。杭州模式無疑實現了宏觀和微觀的完美互動和融合。

核心是高科技創新模式

杭州模式的本質是創新，其核心可概括為杭州創新模式，而更確切地說，是高科技創新模式。基于此，這本書對杭州模式進行了具有歷史深度的拓展，展現其動態演進過程。

第一方面是構建價值共識體系。在杭州模式中，價值體系是前提和基石。杭州模式不僅關注技術和制度層面，還深入探討了價值共識體系如何為創新提供思想基礎和精神動力。

第二方面是堅持信息效率革命的中心地位。信息效率被視為創新速度決定性變量。因為杭州實現了“三化一智能”（數據透明化、流程標準化、決策可視化和服務智能化），建立了完備的公共數據基礎設施和數據治理體系，所以可以不斷開拓杭州特有的產業創新的時空維度。

第三方面是推動數據要素的市場化。在數據產權制度方面，《杭州模式》這本書記錄的數據收益分配機制創新，構建了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杭州方案”。

第四方面是創新生態的自組織機制。杭州創新系統的生命力來自具有“熱帶雨林”式自組織特征，其主體協同網絡并非均勻結構，而是“在政府主導的創新基礎設施之上，市場主體自發形成多元共生的創新群落”。

第五方面是動態平衡的政府角色觀。杭州模式突破了政府與市場的二元對立思維，提出“由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和有機社會三元互動”的協同治理模式，強調“有效市場提供基礎性的激勵和資源配置機制，有為政府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和戰略引導，有機社會則提供多元化的關系網絡和自組織能力。三者相互支撐、相互制約、相互促進，形成了一個動態平衡的協同系統”。

對杭州模式的理論分析表明，其是對“區域創新系統（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理論”的一種創造性的實踐。該理論由英國經濟學家菲利普·庫克（Philip　Cooke）于1992年提出，并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區域創新系統研究專注于在區域內建立和加強知識和創新網絡，涵蓋企業、大學和政府之間的互動，目標是增強區域創新能力和競爭力，通過技術知識和創新成果的溢出效應推動經濟增長。第二階段，區域創新系統的概念和實踐在全球范圍內擴展和深化，涵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強調根據不同地區的獨特特征和需求量身定制和實施創新政策。第三階段，區域創新系統完成向解決重大社會挑戰和促進相關區域轉型的轉變，突出了區域創新系統在社會技術變革中的作用，以及在不同尺度上整合資源以促進區域可持續性和包容性發展。

杭州模式無疑同時包括了“區域創新系統理論”三個階段特征，而且超越了“區域創新系統理論”框架：傳統區域創新系統理論強調地理鄰近性和制度厚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的決定作用。杭州模式將制度創新放在與技術創新同等重要的戰略地位，通過持續性的政策與制度改革，跨越多個層次，形成了從市政府倡議、區級執行的行政推動，到研究機構、企業、個人創業者協同參與的聯動機制。這一模式構建起新型政商關系，平衡創新活力與風險防控，超越了對于制度的單一層面理解，進一步豐富了制度厚度的理論與實踐內涵。

探尋獨特優勢的深層邏輯

這本書對杭州模式的獨特優勢，也做了相當接地氣的探討。杭州的獨特優勢包括：

第一，文化基因。杭州的文化基因要追溯到南宋。南宋時期的商業文化深刻影響著現代杭州的發展軌跡。從古代的絲綢、茶葉貿易，到如今的電子商務、數字科技，創新的源泉往往藏在文化的根脈里。

第二，區域位置優勢。杭州地處長三角南翼，其地理位置具有顯著的優越性。從空間布局來看，杭州與長三角核心城市上海、南京距離適中，形成了一個緊密聯系又各有特色的經濟三角。

第三，文化基因與地理區位的耦合。這種耦合有兩種方式：其一，來自杭州歷史的自然進化的耦合，形成特有的浙江商業文化和浙商精神；其二，來自國家及地方政府發展政策所形成的耦合。

在2025年的全球大環境下，這本書有助于讀者全面認知杭州模式的價值與挑戰：其獨特性不僅體現在長期構建的“制度—平臺—生態”三位一體創新體系和“信息效率＋價值共識”發展邏輯，更在于通過這一體系實現了從電商興起到數字經濟，再到科技創新的多階段躍遷。作為中國數字與AI技術重鎮，杭州在制度創新、產業升級和生態構建中的成功經驗，將為全國乃至全球科技創新提供寶貴參考。

杭州模式也面臨著壓力和挑戰。2025年，全球科技發展正處于前所未有的轉型期。在此背景下，如何開拓并維系在持續推進的科技前沿領域的分工優勢，如何應對科技領域日益加劇的嚴酷競爭，構成了杭州模式的壓力與挑戰。

在今天，唯有相信和實踐長期主義，正視科技加速主義的現實，將技術創新置于一個關系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在更廣闊的技術、經濟和社會系統中，形成多層次、多維度的創新協同機制，構成一個全面、深刻、富有洞見的區域創新系統研究范式，才能實現基于創新的價值共創。　（原載《北京日報》，作者為朱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