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從課本走向泰州海岸的雨雪之中，那個曾經只在歷史書頁里以“賢臣”“文豪”標簽存在的范仲淹，忽然在何輝的筆下有了溫熱的呼吸與跳動的脈搏。翻開《范仲淹》，青黑色的海浪正卷著白沫拍打未竟的堤岸，一位身著青色官服的縣令正按著望樓的木欄桿蹙眉遠眺。他的臉被海風烈日灼成古銅色，劍眉下的眼眸藏著倔強，唇邊短須凝著雨雪的痕跡。這不再是史書里“建議筑捍海堰”的冰冷記載，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站在命運的浪濤前：他會在民夫遇險時縱馬沖入風暴，會在尸橫海灘時用俸祿購置墳地，會在百姓阻撓復工時紅著眼眶疾呼：“難道愿意做無地無根的孤魂野鬼。”當“朱說”歸宗復姓為“范”的往事被海風輕輕吹散，當“希文”之字里藏著的先賢之志在堤岸泥濘中生根，那個我們背誦過無數次的名字，終于從泛黃的史卷中走出，帶著鹽粒的咸澀、雨雪的冰涼與民心的滾燙，成為一個有血有肉、有痛有勇的立體生命。

這部以范仲淹1024年任興化縣令至1045年慶歷新政失敗為敘事主線的三卷本巨著，既非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傳記，也非架空演繹的通俗小說，而是以“史料為骨、文學為血”的新史家創作實踐。

歷史現場的文學重構

何輝的敘事藝術首先體現在對歷史現場的精準還原與文學再造。小說開篇即聚焦天圣三年泰州捍海堰工程，這段在《宋史》中僅寥寥數筆的記載，在作者筆下延展為一場充滿張力的生存斗爭。青黑色的海面“如一大鍋煮沸的水”，臨時壘起的堤基在海浪沖擊下“像一條灰黑色的細線”，環境描寫的隱喻性與寫實性在此完美融合——既寫出了自然力量的狂暴，更暗示了民生工程的艱難。

范仲淹在災難中的決策過程堪稱展現其“實踐理性”的經典切片。當海浪越過堤基涌入內側時，他先是下令“將應急用的沙包、石塊全部壘上堤基”，在險情加劇后又果斷傳令“讓沿岸筑堤民夫趕緊撤”。這一“筑”一“撤”的轉變，沒有豪言壯語的渲染，卻通過“心在胸膛中劇烈跳動”“使勁咬著牙關”等細節，刻畫出一位官員在民生命運與工程成敗間的艱難抉擇。更動人的是災難后的場景：兩百余具民夫尸體橫陳海灘，范仲淹“拿出自己的俸祿買了一片墳地”安葬無名死者，這種超越官僚職責的人文關懷，讓“先憂后樂”的精神有了具體的落腳點。

作者對歷史細節的考據功夫在工程重啟的沖突中凸顯。他對堤基的技術改良——“往里移一百步，同時加寬堤基、增加堤高，增設涵洞”——更是將史料記載的工程措施轉化為可感的治理智慧。這種“以小見大”的敘事策略貫穿全書。從興化縣令到陜西副帥，從秘閣校理到參知政事，范仲淹每一次職務變動都伴隨著具體的治理實踐。在陜西邊疆，他“重用張亢、狄青等名將”，并非簡單的人事安排，而是通過軍需調配、戰術演練等細節，展現其“修武備、固邊防”的軍事思想；慶歷新政期間，他推進的“明黜陟、抑僥幸”等改革，在小說中轉化為與富弼、歐陽修討論條文的具體場景，讓枯燥的政策條文有了人的溫度。正如韓琦在《文正范公奏議集序》中所言，范仲淹“由小官擢諫任，危言鯁論，建明規益”，小說正是通過這些“小官”時期的實踐積累，為其后來的“危言鯁論”鋪墊了堅實的人格基礎。

士大夫群像的立體塑造

歷史小說的深度，往往取決于對時代精神的把握。何輝在塑造范仲淹這一核心人物的同時，更以群像筆法勾勒出北宋仁宗朝士大夫的精神圖譜。晏殊的薦賢、韓琦的協力、富弼的追隨、歐陽修的辯護，甚至呂夷簡的排擠、夏竦的陷害，都不是簡單的正反派劃分，而是構成了一幅“各抱地勢，鉤心斗角”的朝堂生態圖。

滕宗諒與范仲淹的友誼堪稱全書最動人的精神紐帶。作者特別強調兩人“同榜進士”的身份淵源，既符合歷史事實，又暗示了北宋科舉制度對士大夫群體形成的塑造作用。后來滕宗諒因“涇州挪用公款案”遭彈劾時，范仲淹力辯其“所用錢數分明，并無侵欺”，這種不因禍福而變的友誼，正是歐陽修所言“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的生動詮釋。

朝堂上的權力博弈被作者處理得極具歷史質感。王曾與呂夷簡的角力并非臉譜化的正邪之爭，而是不同政治理念的碰撞。王曾看到彈劾范仲淹的奏章時，首先質疑“傷亡兩千余人”的數字真實性，這種對事實的堅守與他“連中三元”的學者底色相符；而呂夷簡的“包藏野心”，則通過他對范仲淹“以瀆職罪問斬棄市”的暗中推動來展現，反映了北宋“黨爭”的復雜性。作者通過其“請免農具稅”“諫言罷黜河運木石”等早年政績，說明即便是政治對手，也有其“為國愛民之心”的一面。

更難得的是，小說對女性角色的刻畫突破了傳統歷史小說的局限。太后劉娥對范仲淹的態度——從“因上書為寇準辯誣而不悅”到令其“啃難啃的骨頭”，展現了這位垂簾聽政者的政治手腕，也讓北宋“后妃政治”的特殊性得以呈現。這些角色雖非主角，卻共同構成了士大夫生存的社會網絡，讓歷史場景更加完整。

理想主義者的逆境修行

作者何輝沒有將“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視為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通過其“三起三落”的人生軌跡，展現這一精神形成的艱難歷程，構建了一部理想主義者的逆境修行史。

青年時期的“丁憂掌學”是精神成長的重要節點。范仲淹因母去世“丁憂”，應邀執掌應天府書院。這看似平淡的經歷，在小說中被賦予了深刻的精神內涵。作者通過他在書院“勤勤奉誨，以身先之”的教學實踐，展現其“學求有濟于天下”的教育理念；通過與青年學子的對話，流露其“窮則獨善其身”的堅守。正是這段“退而講學”的經歷，為他后來“達則兼濟天下”積累了精神力量，讓“憂樂”精神有了學術根基。

書中范仲淹貶謫生涯中的堅守更顯精神底色。第一次被貶是因“冒死諫言太后還政”，小說描寫他離京時“行李蕭然，唯有書籍數篋”，路人問其為何“自討苦吃”，他答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展現了士大夫的風骨；第二次被貶因“反對廢后”，他在途中寫下“清議不可辱，君子有殺身以成仁”，將個人榮辱置之度外；第三次被貶則因慶歷新政失敗，他在《岳陽樓記》中寫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完成了精神境界的升華。這三次被貶，打擊一次比一次沉重，但他的精神境界卻一次比一次高遠，讓“憂樂”精神有了人生實踐的支撐。

逆境里，范仲淹的“情緒穩定”堪稱現代心理調適的典范。面對三次被貶的人生低谷，他沒有怨天尤人，而是“在地方繼續其宦海生涯”，將挫折轉化為實踐機會。何輝的三卷本小說《范仲淹》以其嚴謹的史料考據、精湛的文學敘事、深刻的精神開掘，為歷史小說創作樹立了新的標桿。它讓范仲淹這位“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的歷史人物從史書中走出，在文學的世界里重新獲得生命；它讓北宋仁宗朝的朝堂風云、邊疆烽火、市井生活變得可感可知，構建了一幅立體的歷史圖景；它讓“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不再是抽象的口號，而成為有血有肉的人生實踐。

也許當你合上書本，眼前依然會浮現那個在泰州海岸雨雪中縱馬奔馳的身影——他既是天圣三年的興化縣令，也是千百年士大夫精神的象征；既是北宋慶歷新政的改革者，也是留給當代的精神坐標。何輝用近百萬字的篇幅告訴我們：歷史不僅是過去的故事，更是活在當下的精神資源；文學不僅是美的創造，更是歷史精神的傳承載體。

（原載《天津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