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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從課本走向泰州海岸的雨雪之中,那個曾經只在歷史書頁里以“賢臣”“文豪”標簽存在的范仲淹,忽然在何輝的筆下有了溫熱的呼吸與跳動的脈搏。翻開《范仲淹》,青黑色的海浪正卷著白沫拍打未竟的堤岸,一位身著青色官服的縣令正按著望樓的木欄桿蹙眉遠眺。他的臉被海風烈日灼成古銅色,劍眉下的眼眸藏著倔強,唇邊短須凝著雨雪的痕跡。這不再是史書里“建議筑捍海堰”的冰冷記載,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站在命運的浪濤前:他會在民夫遇險時縱馬沖入風暴,會在尸橫海灘時用俸祿購置墳地,會在百姓阻撓復工時紅著眼眶疾呼:“難道愿意做無地無根的孤魂野鬼。”當“朱說”歸宗復姓為“范”的往事被海風輕輕吹散,當“希文”之字里藏著的先賢之志在堤岸泥濘中生根,那個我們背誦過無數次的名字,終于從泛黃的史卷中走出,帶著鹽粒的咸澀、雨雪的冰涼與民心的滾燙,成為一個有血有肉、有痛有勇的立體生命。
這部以范仲淹1024年任興化縣令至1045年慶歷新政失敗為敘事主線的三卷本巨著,既非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傳記,也非架空演繹的通俗小說,而是以“史料為骨、文學為血”的新史家創作實踐。
歷史現場的文學重構
何輝的敘事藝術首先體現在對歷史現場的精準還原與文學再造。小說開篇即聚焦天圣三年泰州捍海堰工程,這段在《宋史》中僅寥寥數筆的記載,在作者筆下延展為一場充滿張力的生存斗爭。青黑色的海面“如一大鍋煮沸的水”,臨時壘起的堤基在海浪沖擊下“像一條灰黑色的細線”,環境描寫的隱喻性與寫實性在此完美融合——既寫出了自然力量的狂暴,更暗示了民生工程的艱難。
范仲淹在災難中的決策過程堪稱展現其“實踐理性”的經典切片。當海浪越過堤基涌入內側時,他先是下令“將應急用的沙包、石塊全部壘上堤基”,在險情加劇后又果斷傳令“讓沿岸筑堤民夫趕緊撤”。這一“筑”一“撤”的轉變,沒有豪言壯語的渲染,卻通過“心在胸膛中劇烈跳動”“使勁咬著牙關”等細節,刻畫出一位官員在民生命運與工程成敗間的艱難抉擇。更動人的是災難后的場景:兩百余具民夫尸體橫陳海灘,范仲淹“拿出自己的俸祿買了一片墳地”安葬無名死者,這種超越官僚職責的人文關懷,讓“先憂后樂”的精神有了具體的落腳點。
作者對歷史細節的考據功夫在工程重啟的沖突中凸顯。他對堤基的技術改良——“往里移一百步,同時加寬堤基、增加堤高,增設涵洞”——更是將史料記載的工程措施轉化為可感的治理智慧。這種“以小見大”的敘事策略貫穿全書。從興化縣令到陜西副帥,從秘閣校理到參知政事,范仲淹每一次職務變動都伴隨著具體的治理實踐。在陜西邊疆,他“重用張亢、狄青等名將”,并非簡單的人事安排,而是通過軍需調配、戰術演練等細節,展現其“修武備、固邊防”的軍事思想;慶歷新政期間,他推進的“明黜陟、抑僥幸”等改革,在小說中轉化為與富弼、歐陽修討論條文的具體場景,讓枯燥的政策條文有了人的溫度。正如韓琦在《文正范公奏議集序》中所言,范仲淹“由小官擢諫任,危言鯁論,建明規益”,小說正是通過這些“小官”時期的實踐積累,為其后來的“危言鯁論”鋪墊了堅實的人格基礎。
士大夫群像的立體塑造
歷史小說的深度,往往取決于對時代精神的把握。何輝在塑造范仲淹這一核心人物的同時,更以群像筆法勾勒出北宋仁宗朝士大夫的精神圖譜。晏殊的薦賢、韓琦的協力、富弼的追隨、歐陽修的辯護,甚至呂夷簡的排擠、夏竦的陷害,都不是簡單的正反派劃分,而是構成了一幅“各抱地勢,鉤心斗角”的朝堂生態圖。
滕宗諒與范仲淹的友誼堪稱全書最動人的精神紐帶。作者特別強調兩人“同榜進士”的身份淵源,既符合歷史事實,又暗示了北宋科舉制度對士大夫群體形成的塑造作用。后來滕宗諒因“涇州挪用公款案”遭彈劾時,范仲淹力辯其“所用錢數分明,并無侵欺”,這種不因禍福而變的友誼,正是歐陽修所言“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的生動詮釋。
朝堂上的權力博弈被作者處理得極具歷史質感。王曾與呂夷簡的角力并非臉譜化的正邪之爭,而是不同政治理念的碰撞。王曾看到彈劾范仲淹的奏章時,首先質疑“傷亡兩千余人”的數字真實性,這種對事實的堅守與他“連中三元”的學者底色相符;而呂夷簡的“包藏野心”,則通過他對范仲淹“以瀆職罪問斬棄市”的暗中推動來展現,反映了北宋“黨爭”的復雜性。作者通過其“請免農具稅”“諫言罷黜河運木石”等早年政績,說明即便是政治對手,也有其“為國愛民之心”的一面。
更難得的是,小說對女性角色的刻畫突破了傳統歷史小說的局限。太后劉娥對范仲淹的態度——從“因上書為寇準辯誣而不悅”到令其“啃難啃的骨頭”,展現了這位垂簾聽政者的政治手腕,也讓北宋“后妃政治”的特殊性得以呈現。這些角色雖非主角,卻共同構成了士大夫生存的社會網絡,讓歷史場景更加完整。
理想主義者的逆境修行
作者何輝沒有將“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視為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通過其“三起三落”的人生軌跡,展現這一精神形成的艱難歷程,構建了一部理想主義者的逆境修行史。
青年時期的“丁憂掌學”是精神成長的重要節點。范仲淹因母去世“丁憂”,應邀執掌應天府書院。這看似平淡的經歷,在小說中被賦予了深刻的精神內涵。作者通過他在書院“勤勤奉誨,以身先之”的教學實踐,展現其“學求有濟于天下”的教育理念;通過與青年學子的對話,流露其“窮則獨善其身”的堅守。正是這段“退而講學”的經歷,為他后來“達則兼濟天下”積累了精神力量,讓“憂樂”精神有了學術根基。
書中范仲淹貶謫生涯中的堅守更顯精神底色。第一次被貶是因“冒死諫言太后還政”,小說描寫他離京時“行李蕭然,唯有書籍數篋”,路人問其為何“自討苦吃”,他答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展現了士大夫的風骨;第二次被貶因“反對廢后”,他在途中寫下“清議不可辱,君子有殺身以成仁”,將個人榮辱置之度外;第三次被貶則因慶歷新政失敗,他在《岳陽樓記》中寫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完成了精神境界的升華。這三次被貶,打擊一次比一次沉重,但他的精神境界卻一次比一次高遠,讓“憂樂”精神有了人生實踐的支撐。
逆境里,范仲淹的“情緒穩定”堪稱現代心理調適的典范。面對三次被貶的人生低谷,他沒有怨天尤人,而是“在地方繼續其宦海生涯”,將挫折轉化為實踐機會。何輝的三卷本小說《范仲淹》以其嚴謹的史料考據、精湛的文學敘事、深刻的精神開掘,為歷史小說創作樹立了新的標桿。它讓范仲淹這位“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的歷史人物從史書中走出,在文學的世界里重新獲得生命;它讓北宋仁宗朝的朝堂風云、邊疆烽火、市井生活變得可感可知,構建了一幅立體的歷史圖景;它讓“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不再是抽象的口號,而成為有血有肉的人生實踐。
也許當你合上書本,眼前依然會浮現那個在泰州海岸雨雪中縱馬奔馳的身影——他既是天圣三年的興化縣令,也是千百年士大夫精神的象征;既是北宋慶歷新政的改革者,也是留給當代的精神坐標。何輝用近百萬字的篇幅告訴我們:歷史不僅是過去的故事,更是活在當下的精神資源;文學不僅是美的創造,更是歷史精神的傳承載體。
(原載《天津日報》)
編輯:但堂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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