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認為，“周秦之間”（或曰“周秦之交”“周秦之際”），社會發生了歷史性的急烈變化，可謂“周秦之變”。

秦漢史研究專家王子今的《周秦之變：地理·人文·技術》（浙江人民出版社），是關于這個學術話題最新的研究著作。該書以“天地間一大變局”（清代歷史學家趙翼語）為題，引出了關于周秦之間歷史劇變的討論。從副標題“地理·人文·技術”可看出，除了“大一統”這個周秦之變的核心命題，該書還關注地理格局與軍事演變、文化演進、技術發明和生產等話題，極大拓展了“周秦之變”的探討“疆域”，為相關領域學者提供了具有啟發性與參照意義的思考維度與論述起點。

梳理“大一統”觀念脈絡與實踐

在周秦社會大變革的歷史語境下，“大一統”并非單純的政治結果，而是貫穿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的核心政治命題。以“大一統”為切入點，系統剖析周秦之際政治文明的演進邏輯，實現思想脈絡梳理與實踐進程分析的有機融合，是本書最為鮮明的特色。

書中指出，春秋戰國諸侯割據、戰亂頻仍的時代特征，催生了對“天下定于一”的普遍追求。秦等諸侯國的“一天下”思想，是這一追求的延續，也為大一統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關鍵的思想基礎，其歷史積極性值得肯定。這是該書分析周秦之際政治文明轉型的邏輯起點，亦是作者研究視角獨特性的體現。繼而該書梳理，出現于戰國晚期的“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思想，到西漢時期發展成“不阿一人”“不私一姓”的主張，這是政治文化進步的重要體現。這一解析，可以加深讀者對周秦之際政治文明演進的理解。

除分析上述“大一統”思想本身的歷史演進之外，作者還注重考察“大一統”思想的實踐進程。秦統一全國后，秦文化由關中平原擴展到長江流域，隨后向“北河”也就是匈奴方向延伸，在“南?！痹O置郡縣行政機構，并最終向“海”與“遠方”拓展。由此可見，春秋戰國以來出現的“一天下”思想，在秦代最終實現，而秦的統一又促進了“天下”意識的拓展。將周秦之際大一統政治理念的實踐與秦統一進程結合起來考察，體現出了作者的學術思考能力。

勾勒“中國”地理格局形成過程

該書另外一個學術貢獻，在于聚焦“周秦之變”中地理格局與區域形勢的變遷，將空間演化與歷史進程融合，勾勒“中國”的形成過程。

書中對周秦之際地理格局的觀察，可謂宏闊：在西部，秦向南拓展到巴蜀，向北延伸至草原地帶。在東方，齊國本就強大，擁有自己的文化，隨著楚國的攻伐，南方楚文化逐漸向東拓展。在北方，燕國具有農業文明和畜牧文明交匯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南方，秦統一全國后，始皇始設“南海”等三郡，中原王朝控制的地理邊界向南延伸。在這一歷史時期內，“南方”和“北方”都大大拓展，其地理格局持續影響著如今的中國。

在完成上述分析后，作者總結，周秦之際地理格局變化最為顯著的特征是“內向”與“外延”并存，不同區域在自身不斷強化管理的同時，也在外向拓展，共同形塑了中國。

在分析地理格局變化的同時，作者也充分重視周秦之際軍事行動的歷史影響。周秦之間是社會動蕩、兵戰頻仍和烽火四起的時代，作者指出，“激烈的兵戰，為這一時段涂染了血紅的歷史基色”。在喟嘆之余，作者將這一時期歸納為“海內爭于戰功”，凸顯軍事活動與王朝興亡的密切聯系。例如，長平之戰后，秦的大一統事業逐漸完成；項羽在新安坑殺秦降卒，則是秦走向崩潰、臨近覆亡之時。以軍事行動為線索解讀歷史變遷，是該書的又一特征。

綜觀“周秦之變”

在序言中，作者寫道：“對于周秦之間重要歷史‘變局’的考察、理解和說明，除了要注意政治形式、社會結構等方面的變化之外，還要注意當時人們的天下意識、海洋意識也都有新的具有時代風格的特色，新的地理格局與區域形勢體現出值得重視的歷史特點。”敏銳注意到周秦之際的文化心理變化，并據典籍對其脈絡進行梳理，是該書的又一學術創見。

該書通過對《山海經》中上古海洋知識的梳理，揭示了周秦之際的天下意識和海洋意識，涉及海神崇拜、海洋生態等多方面內容。作者認為，《山海經》所載的關于海洋的知識，深深地植根于古人跨海探索的實踐與經驗積淀，而并非全是想象的結果。對這一知識體系進行系統考辨，可為揭示周秦之際的社會文化整合與認知范式轉型提供重要線索。

聚焦技術發明與生產進步，也是該書觀察周秦之際歷史變局的極具創新性的維度之一。作者認為，“周秦時代的文化演進與知識人的活躍表現，是空前絕后的，而技術進步與科學發明的成就，也是周秦時代變遷的歷史亮點?！痹跁校髡叻治觯厝司哂兄匾晫嵱眉夹g的傳統，在機械發明方面表現出了技術優勢。而將東周機械技術史與政治史、軍事史結合起來考察，可驗證技術發展與時代變革有著深層聯系。在后記中，作者還表達了希望相關領域研究者從“技術發明史和生產力進步史”視角探究戰國和秦漢歷史文化的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論及秦從商鞅到秦始皇時代文化理念的變化，并非一味肯定。秦人追求實用主義，重視能夠直接轉化為“技術”的“知識”，而忽視宏觀知識的探索，這對秦文化而言是一把雙刃劍——武斷地否定理論性、思辨性的學說，不利于長久的文化建設和教育進步。筆者以為，這是最能體現該書學術思想的觀點之一。

雖則有許多優點，但該書也并非全然沒有可增益之處。

首先，作者注意到了，以往對于生產力水平以及技術改進、科學發明的研究似顯薄弱，特別是對這些進步于文明發展和社會總體面貌更新的意義，分析不足。專設章節探討周秦之際的技術變遷，是該書的進步。然而，除了書中論及的軍事、農業和交通技術之外，手工業、建筑、水利工程、醫療、天文測量等技術，乃至巫術、方術，似乎都可以納入討論范圍。

其次，該書分章節論述了周秦之際的“知識”與“技術”，對二者之間辯證統一的關系，似可進一步論證?！鞍偌覡庿Q”的現象表明，周秦之際，各方面知識的拓展啟發了技術的進步，而技術進步又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科學認知的拓展，二者并非毫無聯系。

再次，作者已經注意到了戰爭等社會需求對知識和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例如軍事活動對大規模運輸的需求引發了路橋以及舟車技術的進步，軍事裝備升級的需求促進了冶煉技術的進步。遺憾的是，許多問題在書中未詳細展開。人類社會的需求如何引發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又如何促進人類社會發展，是學界值得探討的歷史哲學問題。

最后，一些細節的探索似可以繼續推進。例如，該書曾論及，秦人在“水通糧”方面具有技術優勢。秦人對水運的認識，與秦早期在巴蜀地區進行的實踐有密切關系。長江及其支流構成的密集水網，是四川盆地顯著的地理特征之一。秦占領巴蜀后，曾利用水道轉運糧食。另外，巴蜀的水運可以連通長江中下游地區，也可以由長江溯湘江而上，經靈渠入漓江抵達珠江流域，巴蜀在秦統一過程中的支點作用，可進一步討論。秦統一之后，對南方的管理和統治，應當也與水運有聯系。秦人的水運實踐，仍可進一步論證。

總體來看，本書討論“周秦之變”，除了傳統的大一統理念與實踐之外，還將區域地理格局的演變、軍事與王朝興亡、文化演進和知識人的活躍表現、技術發明和生產進步等納入討論范疇，具有開拓意義。其中許多問題的提出，本身就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為后續相關領域的研究留下了探索空間與發展維度。

（原載《光明日報》，作者為董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