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 王琎 冀文亞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汲取智慧、繼續前行的力量。

1978年，對中國而言，充滿著轉折意味。這年12月18日至22日，寒意料峭之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人們覺察到，風向在變動，融融暖意撲面而來。

這次重要會議，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作出把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把歷史的車輪推入了正確軌道。

作為一座高聳在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上的界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其卓越功績永載史冊。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會議公報。資料圖片

覺醒：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行進到歷史的十字路口。此后兩年，黨和國家工作有所前進，經濟建設、社會各項事業和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復和發展，但由于“左”的指導思想沒有得到根本糾正，黨和國家工作出現了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再次擺在黨和人民面前。

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手段總是同時產生。每逢重大歷史關頭，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突破禁錮、開拓前進，靠的都是解放思想。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新華社向全國轉發。文章鮮明指出，不能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應該勇于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文章一經發表就在干部群眾中引起熱烈反響，引發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鄧小平同志以非凡膽略和科學態度，對這場討論給予及時而有力的支持，思想解放的浩大聲勢席卷全國。

思想堅冰逐漸融化，中國的政治生態開始發生振奮人心的變化。

是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36天時間里，與會代表暢所欲言，充分討論了關系全局的若干重大問題，“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逐步恢復。鄧小平同志凝聚全黨共識，在閉幕會上發表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歷史地設定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策的框架和方向。

1978年12月24日，《光明日報》刊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資料圖片

3天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宣告：“只有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我們黨才能順利地實現工作中心的轉變，才能正確解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轉折點，我們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撥亂反正全面展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重新確立，一些理論是非、思想是非、路線是非、政策是非被澄清，歷史遺留問題得到實事求是的解決。卸掉沉重的歷史包袱，全黨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社會各方面積極性空前高漲。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2018年，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40年來，我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膽地試、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從開啟新時期到跨入新世紀，從站上新起點到進入新時代，我們黨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研究新情況、總結新經驗、解決新問題，引領人民書寫了一篇篇氣勢恢宏、舉世矚目的歷史篇章，譜寫了一曲曲朝氣蓬勃、勢不可擋的奮斗贊歌。

轉軌：把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舉一綱而萬目張。能否把握一個歷史時期的中心任務，從根本上決定著事業的方向與成效。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澤東同志曾再三指示全黨，要把工作中心轉到經濟方面和技術革命方面來。但由于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對國際國內形勢的認識有所偏差，工作中心轉移始終未能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發生了曲折和停滯。

十年動亂結束后，我國經濟瀕臨崩潰邊緣，人民溫飽都成問題，國家建設百業待興。心懷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深深憂慮，鄧小平同志啟程赴廣東、四川、東北等地考察。他一路走、一路講，話題不離經濟工作。

“馬克思主義認為，歸根到底要發展生產力。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1978年9月，在與遼寧省委負責同志談話時，鄧小平同志直言。在此后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這個觀點被反復強調和集中討論。全黨普遍意識到，實現工作中心轉移，“開始新的戰斗任務”，已迫在眉睫。

不久后舉行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錘定音：“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由此，中國開啟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性轉軌。

此后，立足新的國情世情，黨中央在充分肯定黨的八大提法基礎上，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作了進一步提煉：“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基于這一科學判斷，一個個方向明確、路徑清晰、舉措有力的政策方案應運而生，黨和國家各項事業逐步擺脫困境，新氣象蓬勃綻放。

從1978年到202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3600多億元增長到100萬億元，占世界經濟比重從1.8%躍升至約17%，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32189元。面對百年變局，中國“屹然砥柱立中流”，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穩定器和重要引擎”。

因時而動，順勢而為。黨的十九大立足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作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重大政治判斷。緊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神州大地上，一切不可能變成可能，無數夢想化為現實，中華民族邁向強起來的新時代。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只要國內外大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不能也不應該改變。這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的根本要求，也是解決當代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要求。”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重要判斷，是歷史的結論,也是現實的必然。

開局：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

1978年初夏，一次不同尋常的考察在西歐進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團出訪西歐五國的25個城市，這是中國政府首次派出大規模高級別經濟代表團訪問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個多月的見聞，令谷牧產生了“咄咄逼人的緊迫感”，也看到西方國家愿意向中國投資的歷史機遇。經濟科技的巨大差距，刺激中國奮起直追。

半年后的一個冬夜，安徽小崗村18戶農民在一紙分田到戶的契約上按下紅手印。他們連夜抓鬮分牲畜、農具并丈量土地，暗中搞起了“包干到戶”。次年，這個自農業合作化以來從未向國家交過一斤糧的“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隊”，破天荒向國家交了公糧、還了貸款。小崗村“大包干”的實踐探索，產生了極大示范效應，許多地方紛紛效仿。

窮則變，變則通。順應世界潮流，對長期以來妨礙現代化建設的僵化體制機制以及各種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作出調整和變革，探索發展新路，把耽誤的時間奪回來，成為民心所向。

經過充分醞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這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

改革從農村突破，向城市拓展；開放從興辦經濟特區向開放沿海、沿江乃至內地推進。

1979年，中央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特區，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不久，“深圳速度”大放異彩，“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響徹全國。

1980年，浙江溫州的章華妹領到了改革開放后我國第一張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山東臨清農民趙汝蘭，在包產到戶第二年，靠著種棉花賣棉花，成了當地第一個萬元戶。

…………

改革開放成為當代中國最顯著的特征、最壯麗的氣象。但這一進程并非坦途，我們嗆過水，遇到過風浪，卻“在游泳中學會了游泳”。進入新時代，“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斷顯現，但人們普遍相信，“改革開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開放的辦法來解決”。

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15個領域，336項重大舉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涉及范圍之廣、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被國際社會譽為當今世界“最具雄心的改革計劃”。

共建“一帶一路”、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發起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核準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開放，已成為當代中國的鮮明標識。

歷史的對比，總是意味深長。

1978年，乘坐在時速210公里的日本新干線上，鄧小平同志感到格外震撼。他感慨：“就像推著我們跑一樣，我們現在很需要跑！”

而今，京滬高鐵運營時速已達350公里，“中國速度”令世人驚嘆。從無到有，從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到自主創新，中國高鐵領跑世界。

從跟跑、并跑到領跑，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為標志，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從危難中奮起，根本扭轉了黨和國家的歷史命運，社會主義事業走上勝利之途。在這個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的時代，牢記初心使命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志不改、道不變的堅定，繼續沿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的正確道路，弘揚偉大改革開放精神，一棒接著一棒跑，共創“放眼昆侖絕頂來”的明天！

《光明日報》（ 2021年03月24日?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