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郭美婷　張雅婷

我國數據法治建設過程中遇到哪些困難和挑戰？數據法治如何賦能實體經濟、保護個人信息和商業秘密？近日，第五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數據法治分論壇舉行，圍繞上述議題展開了深入研討和分享。

論壇上，多位專家指出，我國亟需構建并完善數字經濟法治體系，推進國家層面的數字經濟基礎立法，并提出數據確權從產權范式到治理范式的轉變，同時分別就公共數據、企業數據和個人數據的確權授權機制做出了闡釋。

推進數字經濟全國性立法

去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等陸續落地施行，連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一起搭建起了我國數據治理的初步框架。除了國家層面的立法及相關配套法規的出臺外，近兩年，各地相繼出臺與數據相關的條例，包括大數據條例、數據條例、數字經濟條例等，全面推動數字經濟、數字社會發展。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不完全梳理，福建、山東、天津、安徽、吉林、山西、海南和貴州等已出臺針對大數據發展應用的相關條例，河南、廣東以及浙江等也已出臺數字經濟相關條例，深圳、上海、河南與重慶等也已出臺數據條例。

“中國在數字經濟相關的政策制度設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無論戰略、政策制定，還是法律體系建設方面，我們所涉及的領域在全球都極有特點，覆蓋眾多領域。”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長余曉暉表示。

未來5－20年間，數字經濟都可能是全球產業革命最主要的方向，亟需在制度和產業技術層面全面升級。從長期發展的角度考慮，我國數字經濟法律體系建設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為此，余曉暉提出制定“數字經濟促進法”。

余曉暉認為，相比于區域型的數字經濟立法，“數字經濟促進法”側重于定義原則性和方向性制度，是國家層面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基礎性法律。該法所涵蓋的內容將包括優化數字經濟發展的推進體制，及給予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相應的法律地位等，并將與現行的其他法律銜接構建完整的數字經濟法治體系。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時建中同樣提出推進數據領域的全國性立法。

時建中認為，數據具有非競爭性、可復制性、規模效應三大特點，圍繞數據的立法，應在保護個人信息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尊重數據的特點，發揮數據的要素作用。同時，在全國性立法尚未明確時，地方性立法尤需注意防止因政務數據資源授權而導致的壟斷性或者變相壟斷性的經營。

確立現代數據產權制度

作為生產要素和經濟資源，數據應實現社會化的配置和利用，如何找尋該機制正是數據要素市場所要解決的問題。數據確權，便是其中的重要議題。

“數據必須確權。”在中國法學會網絡與信息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清華大學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長、法學院教授申衛星看來，數據無法確權將影響其流通利用，唯有確權，才能鼓勵企業創新投入技術、資本勞動，收集、匯聚、整理和加工處理數據；也唯有產權清晰，才使得數據交易獲得更多信心。

談及產權，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高富平認為，必須確立數據的社會公共屬性，放棄建立在物權、知識產權概念下的產權范式，建立一個集數據持有者權利和義務為一體的治理體系，也即從產權范式到治理范式的轉變。

此外，高富平還提出構造基于風險的數據治理體系。“這是打造數據要素市場的必然選擇，要求在立法階段就打造基于風險的數據規范。”

今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下稱《意見》）。《意見》提出，“要建立數據產權制度，推進公共數據、企業數據、個人數據分類分級確權授權使用，建立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等分置的產權運行機制，健全數據要素權益保護制度”。

申衛星認為，數據具有非競爭性且類型眾多，建議在類型化和階段化的思路下，構建數據確權機制，進而推動數據利用的授權機制。對于公共數據、企業數據和個人數據，其確權及授權機制各有不同。

他進一步解釋，首要需明確確權和授權機制的，且能實現的，是公共數據。用于公共治理和公共事業的公共數據應有條件無償使用，而用于產業發展、行業發展的公共數據要有償使用。同時，運用技術手段保障安全，委托第三方開發經營，鼓勵以模型核驗的產品服務，優先開放不涉及個人信息和公共安全的數據。

對于個人數據的利用，一方面要加強個人信息的保護義務，并在數據收集前獲得個人的同意許可；另一方面，個人作為數據的來源者也可通過建立電子化賬戶、享受免費服務等共享數字經濟的紅利。

而對于企業數據，企業既可作為數據來源者產生數據擁有所有權，亦可獲得財產權。未來，既要防范因不授權而造成的叢林法則，也要防止因賦予企業相關產權后，造成數據孤島和數據隔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