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虎濤

數字經濟的發展趨勢不可逆轉，以互聯網、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為代表的數字經濟改變了我們的經濟生活。學術界一般將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互聯網、計算機等信息通訊技術為基礎的數字經濟簡稱數字經濟1.0，對當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經濟簡稱數字經濟2.0。

數字經濟2.0要在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發揮引擎作用，需要克服“兩個陷阱”，占領“兩個高點”

數字經濟助力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這一問題的本質，是一個特定經濟體在一定約束條件下如何充分利用技術革命的機會窗口，實現經濟“質”和“量”的躍遷問題。在數字經濟從1.0時代向2.0時代的轉向升級過程中，相較于發達經濟體，中國最大、也最獨特的優勢，就在于在經歷了數字經濟1.0時代之后，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產業門類最齊全、規模最大的制造業大國，并在數字經濟2.0的相關技術領域具有了相當的競爭力（如5G技術等），因而在發展智能制造方面有著突出的產業規模優勢和產業協同優勢。傳統制造業的智能化升級，不僅可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深厚的產業基礎和市場機遇，而且新興數字產業也可以通過其他產業的巨大需求拉動自身的不斷創新，進而再次通過技術滲透和傳統部門形成良性循環，實現新舊產業的協同發展。對于相當一部分經濟體而言，在數字經濟2.0時代來臨之前，其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大規模的“去工業化”，當智能制造成為新的增長點和發展趨勢時，已經失去了智能制造的“制造”基礎。

但是，要將這種最大也最獨特的優勢轉換為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動能，還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數字經濟2.0要在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發揮引擎作用，需要克服“兩個陷阱”，占領“兩個高點”。“兩個陷阱”是指產業體系的結構性陷阱和生活服務業的紅利陷阱；“兩個高點”則是新能源和新材料的技術高點。

所謂產業體系的結構性陷阱，即在邁向中高收入水平的過程中可能出現舊產業衰退但新產業成長緩慢的現象。具體而言，就是整個產業體系面臨結構性陷阱，傳統產業占主導但增長不斷下滑，新興產業雖然在成長但缺乏核心技術、缺乏人才、發展阻力巨大。傳統產業的增長不斷下滑，將對現有的全產業鏈格局構成沖擊，造成產業鏈的轉移或碎片化，使國內制造業的規模優勢失去基礎；而新興產業目前占全國GDP的比重還比較小，尚不足以支撐中國整個經濟的發展。如果不能實現新興產業對傳統產業的滲透、拉動與升級，這就必然影響到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成為制約中國邁向中高收入國家的瓶頸。結合數字經濟2.0時代的產業特征，要突破這種結構性陷阱，就是要讓新產業部門快速形成動力部門、主導部門和基礎設施的產業協同效應，進而對相關傳統產業形成較強、范圍較大的滲透和升級。

所謂生活服務業紅利陷阱，即資本、人才、研發過度集中于生活性服務業，形成一種看似“合理”的“去工業化”和看似“進步”的產業結構升級。由于龐大的內需市場和仍然相當可觀的低成本勞動力，數字經濟在中國生活性服務業的發展異常迅猛。又由于服務業尤其是生活性服務業的生產率溢出效應和拉動經濟增長的效能較低，資本、人才、研發和教育資源對生活性服務業的過度傾斜，反而會削弱在更具有戰略意義和長期增長意義的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部門的投入。

所謂“兩個高點”，即新能源和新材料的技術高點，這是世界各國的競爭密集區，也是最終“引爆”數字經濟潛能的關鍵突破口。連接+能源+材料的三維技術突破從根本上決定著技術革命浪潮的效能，從長期來說，如果沒有材料和能源的突破性發展，智能制造的生產率提升是有限度的。在缺乏能源和材料革命性變化的前提下，智能化生產和智能化流通帶來的根本性變化，是資本流通速度的加快和各種成本——原材料、能源和流通成本的節約，以及個性化產品與服務的供給給消費者的幸福感與滿意度帶來提升，而不是新的能源和新的材料帶動從生產工具到最終產品的變革。在缺乏能源和材料這種“終極成本”的顛覆性變革之前，智能制造只是同時實現了生產流程和流通流程的智能化再造，其作用相當于智能型的、拓展到了消費和流通領域的自動化流水線。

從歷次技術革命浪潮的發展看，連接+能源+材料三重維度變遷往往會產生明顯的協同效應，也只有在連接+能源+材料三重技術維度上的部門形成大協同的“合奏”強音時，才意味著技術革命的巨浪開始步入高潮。如，第二次技術革命浪潮中煤—鐵—蒸汽機的良性循環，第三次技術革命浪潮中鋼、鐵路、機械裝備和電力之間的循環，第四次技術革命浪潮中石油、汽車、公路和化工材料之間的循環等，無一例外是連接+能源+材料三重技術維度上的“協奏”。在這種大協同中，一個部門的技術進步意味著另一個部門對其產品更為強勁的需求，一個部門的規模擴張建立在另一個部門的生產率提高基礎之上。即使是第五次技術革命浪潮的核心投入——芯片與存儲器，也是建立在材料的“硅基革命”基礎上的，而被寄予厚望的第六次技術革命的若干新技術領域，也都需要連接+能源+材料的聯動，3D打印取決于納米科技，4D打印取決于智能材料，再生能源取決于能源存儲材料而不是取決于能源來源方式，智能制造的內容和方式不僅取決于“連接”是否可以實現從生產到流通的全連接，還取決于能源分配方式和材料的多樣性。

重視“兩個高點”的目的，在于連接+能源+材料三重技術維度的大協同。通過適宜的制度安排，結合本國的稟賦特征，實現連接+能源+材料的多部門、多產業的協同，是在新一輪技術革命浪潮中實現國家競爭力提升的重要途徑。

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戰略機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應成為當前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的共同著力點

著力于在材料和能源“兩個高點”進行創新突破，并最終實現數字經濟2.0的潛能釋放，是實現第三次工業革命大紅利的關鍵所在，也是提升21世紀中國產業競爭力和技術競爭力的關鍵所在。數字經濟2.0領域的白熱化競爭，只是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制高點爭奪的集中體現，而不是全貌。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戰略機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應成為當前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的共同著力點。結合當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既定目標與技術革命浪潮本身的內在規律，可重點從如下幾個方面進行針對性的制度安排。

第一，利用龐大的產業需求和國內市場需求，為連接+能源+材料三重技術維度的大協同創造有利條件。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國家和工業門類最為齊全的國家。產業部門不僅全覆蓋連接+能源+材料三重維度，且有著完整的產業鏈和相當規模的生產能力，在每一重技術維度上都具有相當的分工深度和企業數量，根據需求引致創新原理，產業間相互需求可以為“引致創新”創造良好的條件，通過針對性的引導和系統性的規劃，可以將這些龐大的產業間需求和國內終端消費需求這種獨特的稟賦條件，轉換為中國創新的獨有優勢。

第二，以新基建為契機，為連接+能源+材料三重技術維度的大協同奠定產業發展的基礎。新基建涵蓋5G基建、“一智一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等新一輪技術革命浪潮中的重要領域，涉及面廣，嵌套復雜的產業協同關系，而且“新基建”規模可觀，不僅對應著巨大的投資需求，也對應著巨大的消費需求，其實施與推進本身就是一次大協同的過程。從長期看，新基建所奠定的新型基礎設施是新一輪技術革命浪潮得以繼續展開的基礎。

第三，在重大科技創新領域探索、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舉國體制，為連接+能源+材料三重技術維度的重大科技創新突破創造條件。新型舉國體制，既要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激勵約束兼容機制作用，又要統籌全局安排，克服市場經濟的短期性和盲目性。通過推進國家重大科技創新工程、實施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在競爭制高點領域前瞻性布局和組建國家實驗室，從而有效推進重點領域的科技創新。

第四，針對新一輪技術革命浪潮的技術和產品特征，補齊制度短板，創新“制度基礎設施”，促使數字經濟2.0的潛在生產力得以最大程度釋放。以數字經濟2.0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數據成為關鍵性生產要素，圍繞數據要素的使用、占有、剩余索取的一系列產權制度安排，也具有不同于其他類型生產要素的內在要求。通過適宜的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如數據產權、數據安全、數據標準和數據監管等體系建設，在有效激勵數據生產的同時，實現和放大數據的網絡效應、綜合效應等正外部性，是提高數字生產要素效率的制度保證。

數字經濟2.0時代的到來為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但真正的高質量發展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唯有歷經艱難的創新，在最具價值也最困難的領域中實現突破，才能在第三次工業革命重構世界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實現生產鏈、價值鏈和供應鏈的全面提升。聚焦數字經濟2.0，圍繞連接+能源+材料三重技術維度大布局，是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保障新一輪技術革命浪潮紅利的關鍵所在。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教授。作者更多觀點請參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期刊《數字經濟的增長效能與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