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著名鄉土詩人饒慶年
柯于明

　　慶年兄走的時候我沒有去送他。我當時遇車禍躺在醫院里。朋友來看望時告訴我：他本來是約我一道去參加慶年兄的追悼會的。朋友見我在病中，故意說得很輕很淡。可是，我還是被這突如其來的噩耗重重擊傷，刀口的疼痛驟然加劇，更有心口的疼痛。我只有拜托朋友送慶年兄上路，祝他一路走好！
　　慶年以《山雀子噪醒的江南》等詩，仿佛一夜之間升起在中國詩壇的星空，并旋即掀起新時期鄉土詩的熱浪。作為同在“江南”寫了幾年鄉土詩的我，一下子被他的詩震撼了，照亮了。他那支魔筆構筑的煙雨空濛的氛圍與我的故鄉竟是這么相似，他在詩中表現的復雜心境亦與我如此吻合。對他的敬慕是自然的，因此很快有了鴻雁往來。1985年初冬，經詩友徐魯促合，慶年讓我去蒲紡商談編輯出版《屈原詩叢》事宜。那天風和日暖，慶年給我的臉色和感覺亦如是，其質樸也正象他詩中的青石或山樹。此時他已詩名遠播，在他的麾下已簇擁許多崇拜者。為獎掖他們，他主編了《屈原詩叢》第一輯。因為實在太忙，第二輯決定讓我來主編。這是慶年對我的信任。我從那兒拿來了寄自全國各地的十幾位作者的詩稿，有洪燭、毛翰、新岸、翟宗法、劉明恒等。我不敢辜負慶年的重托，花了幾個月時間，終于編印出了《屈原詩叢》第二輯。樣書送到慶年手上，慶年對質量非常滿意，濃眉外展，笑口的裂度很大。那天，我們在蒲紡一處餐館小酌。酒過三巡，慶年的話匣打開，洋洋灑灑。我這才發現平素沉默寡言的詩人竟如此健談。當然，話題還是他的鄉土詩以及中國鄉土詩的現狀和走向。
　　慶年“一詩定乾坤”，好象有點僥幸，其實，他沒少生活上的磨難和詩路上的曲折。我在了解了許多以后，對他的欽佩更添幾分，對他的景仰與日俱增。慶年先后給我簽送過《山雀子銜來的江南》、《TD的情人》兩本詩集。可是慶年不會想到，我對他的詩曾作過一種“庖丁解牛式”閱讀，一段一段一句一句地分析。其時，我也在《詩刊》、《星星》上發過不少詩作，大小也算是個“詩人”了，竟然做出這種傻事來。因為詩是不宜這樣讀的，這樣容易破壞詩的整體意境。也許是為了更好地吸收營養吧，我把它剁得細碎細碎的。這樣慶年的詩是受了委屈，可我實在增進了不少營養。我這樣做其實還有一大作用：當時我身邊也有不少追慕文學的年輕人，他們有的懵懵懂懂，有的眼高手低，冷不丁他們問我，饒慶年的詩究竟好在哪兒？我就把經過我“解構”的饒詩給他們看，讓他們信服得五體投地。很顯然，我愿意對饒詩做如此“細活”，根本的原因是我對慶年其人其詩的十分看重。在我的眼里，他是當代文學史上值得重筆勾勤的一位詩人，他的詩創造了新時期中國鄉土詩歌的　　一個新的高峰。
　　人生中總會有許多遺憾，而所有的遺憾都是無法彌補的。慶年離開故鄉去了南方后，我們見面的機會就少了。偶爾回來一趟總是匆匆如閃電。不過，關于他的消息總是沒斷，方方面面的，五花八門的。我就是堅信一點：慶年是在追求他值得追求的東西，這追求是艱難的，也是幸福的。1993年夏天的一個中午，我下班快走到家門口時，迎面碰上了慶年。他一身風塵仆仆，面容很有些憔悴，腋里夾一個小包。彼此驚喜一番，我請他到家中一坐，他卻執意要走，說是有急事。當時正放學，中小學生象水貼著身邊涌流而過，我們象兩塊堅持著的礁石，簡單地互問了一下近況，當然沒忘問詩。他說他寫得少了，但還在寫，我說彼此彼此，兩人就匆匆分手了。誰也沒有想到，這次短暫的邂逅竟是我們的最后一次見面。后來我老是想，如果我當時更執拗些,強留他去我家小坐一會，對飲幾盅，暢談一番；如果我們談到不要太累，不要透支生命；如果我勸他在外闖蕩，特別要保重身體；如果他聽進了我的勸告，有病早治，無病早防，他也許就不會積勞成疾英年早逝了。
　　慶年走了，仿佛又沒走，這些年我們照樣經常談到他，特別在談到鄂南詩壇，談到湖北乃至中國的鄉土詩時，就舉慶年為例，就舉他的詩為例。前不久，中國作協寄來今年第二期《作家通訊》，里面有一則通知，通知這些年沒有收到該雜志的中國作協會員告訴準確郵寄地址，名單上赫然寫著“饒慶年（深圳）”。我看后大吃一驚，居然他們以為饒慶年還活著？還在設法同他聯系？我真的不愿意這是該雜志的疏忽，倒是愿意相信慶年真的還活著，相信他還在深圳，或者在其它的哪個地方忙碌著。是啊！“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饒慶年的身軀走了，可他的詩魂還活著，活在他的故鄉山水間，活在他的“山雀子噪醒的江南”，活在他描畫的“一抹雨煙”中，活在所有尊敬他仰慕他懷念他的人們心里。
　　　(作者單位：市文聯）　　（《咸寧日報》2006年1月14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