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陳野帶領第一批文化部機關的同志到向陽湖干校勞動鍛煉，當時她的心情是愉快的。然而，好景不長，1970年初，她突然被隔離審查，硬說她參加了反革命“五一六”組織。當時軍宣隊和文化部的一些人組成了“專案組”，在審查她時，還對她說：“你是受蒙蔽參加的‘五一六’組織，只要你說清楚了，就沒事了。”這話說得多么輕松，實際是個大騙局——

　　后來，專案組每天對她逼供、誘供、折磨、謾罵。她哭！每天淚流成河，反復辯解說：“我沒有做過的事，叫我怎么承認啊！”

　　大約僵持了十天后，專案組的人突然又把她押到審訊室，一個人挽起袖口惡狠狠地說：“我就不相信攻不下你這個堡壘！”他們三天三夜，沒讓她離開那個小板凳。審訊的人輪番換崗，不停地謾罵、誘逼，將她整得昏昏沉沉，剛要睡著倒地，又被一腳踢醒。直到后來竟出現了幻覺，顫抖地握著筆，吃力地寫下參加“五一六”反革命組織的認罪書……

　　他們把筆和紙拿走后，接著非常嚴厲地質問：“你參加‘五一六’后，還發展了什么人參加，把發展的人名說出來！”朦朦朧朧中，她編造發展了佟韋、蔡歧青兩人，他們還要逼她交待其他人，但她眼前一黑，坐在了地上……

　　經受不住這樣的折磨，她想到了上吊自殺——許是命不該絕，她被一個勤雜人員救下。

　　當時，她的脖子和咽喉都被繩子勒腫了，不能喝水，不能吃飯，不能說話，軍宣隊的某位領導卻令她筆直地站在審訊室，并惡狠狠地說：“你已在白紙上寫下參加‘五一六’的認罪書，玩弄任何花樣都是推翻不了的。”從此更是變本加厲地對她進行迫害。

　　她感到自己跳進黃河再也洗不清了。上吊自殺不成，就想到絕食自殺。當陳野拒絕進食、聲稱絕食抗議時，專案組一位叫章麗的老同志就悄悄地告訴陳野，要相信黨，問題肯定會解決的，沒有充分的證據，單憑幾個人的口供是定不了罪的。章麗的話像一盞明燈，照亮了她的心，并給了她活下去的力量。

　　后來，政治斗爭不再那么突出。她的案子自然也轉到湖北軍區軍宣隊承辦，最后不了了之。1973年，連里恢復了她的黨組織生活，黨支部將那幾箱材料和她檔案中的不實之詞一并銷毀。1974年，她返回北京，被安排在文物出版社工作。(吳裕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