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國變 同鄉救援

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兩宮倉猝西狩，留下京城官民面對前所未有之亂局。仲芳氏在《庚子記事》中寫道：“十九日，各街巷敗兵及武衛各軍蜂擁而行，各持洋槍大刀，擰眉立目，通衢僻巷無一處無之，俱已拏車為名，肆行強擄。”聯軍破城后，京城更是完全陷入混亂，各國洋兵以緝拿義和團、搜查軍械為名進行搶劫，“臥房密室，無處不至；翻箱倒柜，無處不搜”，而“莠民土棍”亦糾結匪徒搶劫米鋪、當鋪等商鋪，還“三五成群，沿街偵訪富戶，洋洋得意，俱以搶奪為榮。”北京居民為躲避滋擾，大多挖通院墻，與鄰居約定互相庇護，如有洋人來搶劫，則攜家眷至另一家暫避——翰林編修華學瀾就在日記中記載了鄰居遭劫、家眷至其家躲避的情景。

京津淪陷、糧道不通、滿城劫掠，當時留在北京的大批官員亦如平民一般，陷入窘境。一方面，兩宮西狩、朝綱混亂，官員無俸銀可領、無印結銀可分；另一方面，所有官民均難以購買糧食及生活必需品，更面臨著洋人隨時可能破門而入的恐懼。在這一非常時期，上海紳商在李鴻章的支持下，發起了一次史所罕見的民間大救援活動，即為“庚子救援”。

在鄉土中國，面對突發災禍，民間救濟的基礎必然是“鄉誼”，“庚子救援”概莫能外。東南各省紳商之所以愿意支持這一次跨越南北的救援行動，是因為在京官民與其多有同鄉之誼，而救援組織在各大報刊發起捐助倡議時，也不忘強調這一點。因此，“庚子救援”行動被李鴻章稱之為“造端于各人各家親友之相賑，擴充為同省同旗官民之普濟”。《庚子救援研究》的作者馮志陽認為，從歷史角度來看，“庚子救援”讓以往潛而不顯的“省籍”意識浮出水面，成為清末新政時期“省界”意識勃發的前奏。

對于筆者而言，閱讀《庚子救援研究》，最令人感興趣的部分是救援行動中兩大慈善組織“救濟善會”與“東南濟急善會”（前身是濟急善局）的成立與運作。在中國歷史上，民間義賑并不是悠久的傳統，明清時期民間自發組織的賑災活動多集中于一時一地，且非常依賴于當地有能力的鄉紳個體。當賑災活動需要跨省運作時，地理與信息的阻隔自然大大加深了救濟難度，也要求救援行動要有合理、高效、透明的組織方式。此外，相對于過往以克服饑荒為主的賑災活動，“庚子救援”所要完成的任務更為復雜，籌款匯款只是一部分，還需要從北至南運輸大量官民，登記相關信息、協調到達后的住宿生活，或者直接派遣人員到北京提供幫助。

做慈善 財務是個大問題

民間籌辦賑災事務，第一步便是籌款，而大范圍的籌款必然涉及到信任問題。一方面，組織者需要在賑災方面有一定聲望，擬定公布明確的救濟方案，才能在非常時期募得款項；另一方面，在緊張的救助工作中，組織者還必須謹慎使用款項，對來源及流向進行記錄，否則便會引來非議和質疑。同時成立“濟急善局”以展開救援的嚴信厚之所以拒絕與陸樹藩合作，并在報刊公示中強調“分頭辦理”、款項“各經其手”，就是基于多年義賑經驗的考量。

但事實上，根據馮志陽的研究，在救援行動結束后，兩個善會最終都沒能交出款項征收及使用的完整賬目，只有大概的費用總額（救濟善會“綜計所費已幾至二十萬金”，東南濟急善會“共收付過銀五十萬余兩”）。二者雖根據章程，陸續在《申報》公布捐款清單與解款通告，但信息并不完整，且沒有關于款項匯解到京后的具體使用記錄。就東南濟急善會而言，其《申報》解款通告在庚子年十月（1900年11月）后便不再更新，而經收捐款的信息卻更新至次年正月（1901年3月），二者相差四個月。至于《申報》公布的數額與東南濟急善會向李鴻章奏報的總額之間，自然有著巨大差距。在救援行動進行過程中，以李鴻章幕僚為中心的東南濟急善會就因為款項信息不清而遭遇多方非議，被其他官員質疑私自挪動款項。

即便是善會內部人員，也曾因款項問題產生矛盾。庚子救援期間，陸樹藩親自北上進京，隨后返滬，將善會在京的事務托付給劉鶚。對劉鶚生平略有了解的讀者，大多聽說過劉鶚因私自購米平糶（救濟難民）而被清廷怪罪，最終被流放并死于異鄉的說法，而平糶一事就與陸樹藩有關，是救濟善會在京事務。至于劉鶚死于平糶之罪的說法，最初源于羅振玉，也有一定文獻佐證，但本書作者綜合各方觀點提出，劉鶚獲罪應有更深層的原因，購米平糶只是一個借口。無論如何，庚子救援期間，劉鶚確實積極參與了救濟活動，作為救濟善會在京負責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同陸樹藩及其他善會紳商一般，劉鶚不僅運作相關事務，自己也有大量捐款，還動用了許多私人關系。救濟善會的救援行動一直持續到辛丑年二月底，當陸樹藩準備刊登征信記錄時，曾與劉鶚就一筆平糶款項而產生爭議。購米平糶與一般賑濟不同，所用款項是“墊”而不是捐贈，某種意義上算是借款，辦理若得宜，可能不會有虧損。前期劉鶚主持購米平糶事務，初期自墊一萬兩，救濟善會滬局墊付兩萬兩，后來又需補款“一萬數千金”，劉鶚向上海求助后，因時間緊急，先行向親友借款墊付了這筆款項。后來，救濟善會滬局籌得款項二萬兩匯到了北京，而此時劉鶚購米平糶的支出已經超出了預估的數目，產生較大虧損。考慮到如數還款希望不大，劉鶚便在報紙上刊登啟事，聲明這筆款項是他個人“向親友息借”，其意本在于承擔由此產生的債務，但在陸樹藩看來，這個聲明似乎抹去了救濟善會滬局籌款的努力，立即寫信向劉鶚詢問。劉鶚回信解釋了事情始末，并提出，這筆款項本算是借款，如果救濟善會能勸服借出人將其變成捐贈，那他就再登報說明情況、感謝各位善人；如果無法變成捐贈，那這一債務由他個人承擔，聲明為個人借款也沒有不妥。最終，陸樹藩決定讓劉鶚歸還這二萬兩銀子，并把劉鶚此前為救濟善會平糶一事“捐款五千兩、墊款七千兩”全數退還。

從這一矛盾可以看出，在民間賑災過程中，財務確實是個復雜的問題，處理起來絕非易事，概因慈善款項承載著非同一般的信用價值，所涉及的經手人和流程也更為多樣，需要非常慎重地對待。

此外，“庚子救援”中所涉及的歷史人物是非功過、民間慈善組織及管理問題，在《庚子救援研究》一書都有詳盡梳理，讀來令人手不釋卷。

回望120年前的那個庚子年，我們能看到仁人志士的博愛之心，也能深刻意識到，在災難面前，善心與責任能夠激發人們行動的愿望，但預判、分析、組織、解決問題的執行力更顯重要。主持救濟善會的陸樹藩，因庚子救援行動而負債累累，辛丑年間又接辦順直春賑，最終家族產業先后倒閉破產，不得已將家中皕宋樓藏書全數賣給日本巖崎氏的靜嘉堂文庫，并因此遭受了頗多指責。這其中自然有時局變動的無奈，也有個人選擇的困頓。無論如何，這些曾經為眾人奔走的人們，不論其初心與結果如何，終會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記，而我們在緬懷他們的同時，也應當從他們的經歷中獲得一些比“感動”更深一層的體悟。（咸寧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