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工作是一項關系社會結構和社會政策的關鍵問題。學者馬克·格蘭諾維特通過對美國馬薩諸塞州一個城市的282位專業、技術和管理人員所做的職業調查，發現了人際網絡在勞動力流動中的關鍵性作用。

《找工作:關系人與職業生涯的研究》為讀者揭開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奧秘，我們在哪里和如何度過工作時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如何嵌入社會關系網絡中。

● 社會學的觸角伸向經濟學

馬克·格蘭諾維特無疑是目前在世的社會學家中影響力最巨大、聲名最顯赫的學者之一。這一判斷的證據，只需要列舉兩點就夠了:第一是他的兩篇著名論文《弱關系的強度》和《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產生了持久、廣泛而深入的影響。據維基百科提供的數據，這兩篇論文在Web of Science網站上曾經雄踞社會學最高被引文獻排名的第一名和第三名(如今有所變動，但仍然甚為靠前)。第二點是，格蘭諾維特被廣泛認為是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的社會學家。

經濟學新古典綜合學派的創始人、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有一句豪情萬丈的名言:“經濟學由于其特有的方法論，必將侵入到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并將君臨其上。”同據稱是“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的經濟學比起來，社會學則顯得落魄很多，維持住自己的“領地”經常也不是易事，以至于“剩余學科”之類的嘲諷長期揮之不去。就是在這樣的學科聲勢對比中，年紀輕輕、剛剛從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獲得博士學位的格蘭諾維特在《美國社會學雜志》(AJS)上發表了他的成名之作《弱關系的強度》，并修訂出版了其博士論文，即這本《找工作:關系人與職業生涯的研究》(以下簡稱《找工作》)，一時石破天驚。在其中，格蘭諾維特以其極具說服力的實證研究和理論辨析，將社會學研究的觸角徑直伸到了經濟學長久以來的核心領域之一，即勞動力市場理論領域，并向強勢的經濟學發起了有力挑戰。

● 怎么找工作是個大問題

在《找工作》一書開篇，格蘭諾維特首先提出了自己的問題，簡言之，就是人們怎么找工作的問題。具體來說，他指出，求職者要找到工作，首先需要關于工作機會的信息，而這些信息是如何獲得和傳播的，則正是以往的理論(無論經濟學還是社會學)都沒有予以很好地解決的問題。

格蘭諾維特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此一(類)問題上，以往經濟學和社會學都存在明顯的不足。經濟學的不足簡言之就在于其“完美勞動力市場假設”，經濟學家總是認為勞動力就是一種跟小麥或鞋子一樣的商品，適用于他們精雕細琢而成的市場分析模型，其中工資即勞動力價格，而此一價格是由供給和需求兩側維持動態均衡的過程所決定的。在這樣的分析中，很容易推論出同類工作中應當不存在工資差異和失業問題。然而事實上，工資差異和失業問題幾乎從資本主義甫一誕生就始終存在著，而這連同與之密切相關的勞動力流動方面的諸多問題，是古典經濟學理論很難解釋的。

對經濟現象進行研究是社會學自初生以來持續至今的重要興趣之一。但早期的古典社會學大家如馬克斯·韋伯等人的經濟社會學研究工作主要是相對宏觀層面的理論分析，對于實際經驗研究的指導作用有限;而這一狀況到了差不多半個世紀之后塔爾科特·帕森斯的宏大理論一手遮天的時代，終于發展到了人們再也無法忍受的程度。

帕森斯和他的學生尼爾·斯梅爾瑟合著的《經濟與社會》(書名沿用了韋伯的同名遺著)，與帕森斯其他主要著作一樣，以其高度抽象的執迷于結構功能分析的宏大理論建構風格，被認為完全無益于任何經驗研究之需，因而在社會學界和經濟學界都遭遇了“冷場”，鮮有追隨附和者。帕森斯式的經濟社會學遭遇的失敗加上其時若干外緣因素，還導致了經濟社會學這一領域本身的衰落。因此，當格蘭諾維特試圖重建經濟社會學的時候，他在前面加上了一個“新”字——“新經濟社會學”，以示區分。

● 現代化中的特殊主義

《找工作》在新經濟社會學中開天辟地的經典地位，一方面固然由于其理論洞見，另一方面當歸于方法的創新。格蘭諾維特開創性地使用了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這種方法背后的理論預設與以往的社會學研究大相徑庭:以往的研究往往以個體為單位，著重關注個體的各種屬性，例如性別、年齡、種族、階層、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等;但社會網絡分析則看到了以往未予充分重視的社會關系形態的重要性，認為在很多情況下，對個人(經濟)行動產生更大影響的是社會關系而非個人屬性。這種強調關系的取向認為宏觀層面的社會結構直接影響到各種社會關系網絡，而微觀層面的個人又是嵌入在各種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的。這樣一來，格蘭諾維特就以社會關系網絡作為中觀層面的橋梁，連通了宏觀與微觀，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克服了社會學中根深蒂固的宏觀—微觀二元分裂對立的局面。

在該種方法的操作層面，基于各種科學性和可行性的考量，格蘭諾維特選擇了波士頓郊區的牛頓城進行調查，他采用隨機抽樣方法對該城市的282名男性專業人員、工程師和管理人員進行了調查(他面對面訪談了其中100人，另外182人通過郵寄問卷的方式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在全部被訪者中，大約56%的人表示使用個人關系獲得了最近的這份工作，18.8%使用了正式的方法(9.9%使用了廣告，8.9%使用了其他正式方法)，18.8%使用了直接申請，6.7%屬于綜合類型(包括“不確定”)。可見，社會關系對于求職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在這一發現的基礎上，格蘭諾維特還進一步分析了求職方法與工作滿意度及收入等方面的關系。數據分析結果表明，使用個人關系獲得職位的人大體上對于工作的滿意度相對更高，收入水平也相對更高。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格蘭諾維特依次討論了空缺結構/空缺鏈的動力問題、關系的建立和維持問題及個人職業生涯(中積累起來的社會關系)對于往后求職的作用等議題，此處就不再一一贅述了。值得注意的是，格蘭諾維特在第一篇的最后一章專門對此前幾章的經驗分析工作進行了理論性探討，除了我們上面討論過的一些理論問題，格蘭諾維特出人意料地討論了這些結論對于反思“現代化與特殊主義”之關系的意義。

在此之前，以帕森斯為代表的現代化理論認為，隨著一個社會的現代化，社會也會發生分化，經濟、政治、宗教、教育、家庭等領域的功能會變得相互分立、各自為政，而以前那些依賴人情、關系等特殊因素行事的“特殊主義”將被遵循普遍規則(例如法律等)行事的“普遍主義”所代替。格蘭諾維特從他的研究出發，拒絕承認這種單線的、傳統—現代二元對立的、進步主義的現代化理論的充分性。盡管帕森斯等人的現代化理論后來遭遇的批評很多，但格蘭諾維特通過他的新經濟社會學研究工作對此提出的批評給人們帶來的啟發，或許更具現實性與經驗性。

● 找工作也需有比較模式

在該書的第二篇，格蘭諾維特跳脫出具體的經驗發現本身，討論了一些與此相關的更高層面上和更大范圍內的理論問題。例如他超出個人層面，在組織的層面上討論了若干關于人員流動的問題。此外，他還在比較的視野中和現實應用情境中去檢視自己的理論成果。其中，特別值得一說的可能是他關于比較的討論。

格蘭諾維特的比較工作是為了說明其理論并非僅對于當代波士頓郊區的一個小城市具有闡釋意義，而是在一定程度的時間和空間上具有普遍性。他從其他地區/文化的歷史和現實經驗出發來進行這種比較，例如他分析了歐美在前工業化時期的一些被認為非人情的招募模式，主要包括臨時工人挑選、同業公會和勞動力承包商等，以及被認為獨具特色的日本的契約組織。

格蘭諾維特最后指出，“盡管現代化導致了革命性變遷，在前工業社會和工業社會勞動力市場的招募方式中仍然存在相當大的相似性。”當然，因為缺乏“可與目前研究進行嚴格比較的資料”，所以格蘭諾維特也謹慎地表示“沒有得出許多一般性的結論”，但他仍然相信，“沒有充分的理由期望美國市場之外的工業化過程，甚至是某些前工業市場的工業化過程，會與這里報告的過程有根本的差別，盡管某些過程的相對頻率會因為跨越不同經濟的結構性差異而變化”。 (咸寧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