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科普日”期間，由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追星:關于天文、歷史、藝術與宗教的傳奇》(以下簡稱《追星》)入選了“2021年度優秀科普圖書推薦”。其實，《追星》問世是在2007年，但十多年來，它仍不斷攬獲大獎，其中有一項比較特別——2010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

為何一部科普作品能獲得國家科技獎?為何《追星》一版再版，屢屢獲獎?就是因為作者卞毓麟是一位會講故事的科學家。

卞毓麟曾在北京天文臺工作33年，是一名天文學家。55歲那年，他到上海科教出版社當了一名科普編輯。他始終以質樸無華的態度讓自己的作品明白易懂，強調“能用簡單的句子就不用復雜的句子，能用字母少的單詞就不用字母多的單詞”。他在30多年里，著譯30余種圖書，撰寫了700篇科普類文章，榮獲多項科普獎勵。今年，卞毓麟還獲得我國首個“賽先生”科學和醫學公共傳播獎，他也曾被中國科普作協表彰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科普作協成立以來成績突出的科普作家”。

讓我們一起看看這位科學家是如何講故事的。

■ “人類天生就是追星族”

人們喜歡把優秀的歌手、球員、電影演員稱為“歌星”“球星”“影星”，為什么是“星”，而不是別的什么——比如說“花”呢?

“人類天生就是‘追星族’”，卞毓麟用這樣的語言開始了他的科普新著。

這倒是一個非常貼切的類比。想象一下，在50萬年前的某一天，太陽早已落山，大地一片寂靜。在那個無月的晴夜，遠處近處都沒有一絲燈光——那時根本就沒有燈。在漆黑的天幕上，群星璀璨;我們的祖先驚訝地注視著它們:星星為什么如此明亮，為什么高懸天際，為什么不會熄滅，為什么不會落下……

星星必定從一開始就強烈地吸引了早期人類的注意力，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天長日久，斗轉星移，這種好奇心和求知欲，漸漸發展成了一門科學，它就是研究天體運動、探索宇宙奧秘的天文學。

其實，天上的星星也是千差萬別的。它們的明暗、顏色——有時甚至外形——都各不相同。對于上古的初民來說，還有什么比天空中突然出現“一把閃閃發光的大掃帚”——彗星，更令人驚駭的呢?

然而先輩認識的星星遠不只是彗星而已。其實更重要的是行星。古人只用肉眼觀天，那時根本就沒有望遠鏡。自從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于1609年發明天文望遠鏡以來，人們看見的星星(更準確地說是各類天體)就更多了，天文學也隨之發生了難以言狀的巨大變化，人類所知的太陽王國——太陽系的疆界，開始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外擴展。這是近代科學的偉大勝利，而且處處充滿著詩意。

“追星族”從來不會滿足于只是遠遠地朝明星們看上一眼。他們總想走到明星跟前，同他說話，向他致意。其實，科學家們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們想讓人類親自到其他星球上去考察，就像踏上一塊遙遠的新大陸。1969年，人類終于成功地登上了月球。如今，人類的機器人使者在火星大地上勤勉工作。人類從地球故鄉，一直追到了火星上的曠野。

這就是人類“追星”的歷史，這就是《追星》的故事腳本。

■ 用天文視角看人文

這本書講天文，卻時而談到歷史，時而談到藝術，時而又談到宗教。

例如講彗星，就從凱撒大帝被刺殺在羅馬元老院講起。就在那一天，天空中出現了一顆大彗星。接著談到埃及女王、奧古斯都及他開創的克勞狄王朝，進而談到那時興起不久的基督教。故事講到這里，卞毓麟將焦點放在《圣經》中提到了古代波斯僧侶“在東方看見的那顆星”——究竟是哪一顆星呢?作者繼續探究中世紀歐洲畫家們創作的宗教題材畫，如14世紀初意大利畫家喬托《博士朝圣》，找到“那顆星”的模樣，看到的是一顆形態逼真的大彗星。從它又談到哈雷彗星，談到人們早期時對彗星的恐懼，有相關的文學作品為證。

例如講天上的群星，就從伊拉克的兩條大河講起。接著談兩河流域出現的文字、建筑物，蘇美爾的統治歷史、刻在泥板上的史詩《吉爾伽美什》等早期人類文明。最終，視線聚焦在蘇美爾人于公元前3000多年劃分的星座上。這些星座和希臘神話故事緊密聯系。卞毓麟就順手拈來大神宙斯的兒子英雄珀爾修斯解救美麗公主的故事，并指出有6個星座和這個動人的故事有關，還談到了中國古代對星群的劃分、星期的來歷等。

曾有老友打趣卞毓麟:你居然把這么多雜七雜八的東西全都弄到了一起，好本事!

卞毓麟說:“并不是我把它們捏到一塊或者弄到一起，而是它們本來就是一個整體，我只是努力地反映事情的本來面貌而已。”他認為，古人本來就沒有條塊嚴格分割的“天文學”，“追星”的過程，自然就不僅僅是現代天文學的發展過程。

因此，《追星》是一部典型的“科文交融”的作品，在展示星空畫卷和探索歷程的同時，不斷插入種種人文故事，包括文學的、藝術的、歷史的、哲學的、神話的甚至宗教的，讓趣味倍增。這一風格幾乎貫穿了卞毓麟所有科普創作。

就像卞毓麟所說的:“最好的科普作品和科學人文讀物，應該令人感覺不到科學在哪里終了，人文在哪里開始。”

■ 寫科普的難度，一點也不亞于學術專著

卞毓麟不光講述天文、歷史，還有著強烈的中西文化對照意識。他介紹牛頓、哈雷、赫歇爾等諸多國外科學家，也會介紹中國著名天文學家郭守敬、張鈺哲、李珩等人;介紹外國文學藝術，也會引證屈原《九歌》、馬王堆漢墓帛書中的彗星圖等中國傳統文獻。

卞毓麟還有個難得之處——原創。曾有人問卞毓麟，你寫《追星》有沒有什么外文書做藍本?他干脆地回答:“沒有。”在他的構思與寫作中，始終貫穿著“原創”兩字。目前，我國熱銷的科普圖書，原創的比例還是偏低，其中主要一個原因，在于“科學作者”隊伍還不夠龐大，科研人員中熱心科普寫作的人還是極少數。

這就要說到《追星》獲得的“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了。這是國務院設立的國家科學技術獎五大獎項之一。記者梳理了自2000年該獎設立以來至今的獲獎名單后發現，共有57部科普作品獲獎。

科普作品首次獲獎是在2005年度，當年共7部作品“登頂”，打破了科普著作無緣國家科技獎的歷史。它們分別為中國科協的《中國兒童百科全書》《數學家的眼光》以及解讀生命叢書之《人類進化足跡》《大腦黑匣揭秘》等。在那之后，每年都有科普作品獲獎，其中也包括《追星》。這些科普作品能夠登頂國家大獎，傳遞了一個清晰的導向——我們需要更多更好的科普。

曾經有一種論調:科學家當科普作家，是“不務正業”，是“大材小用”。中國科學院院士林群曾指出這樣的社會現象:“科研人員做科普，在單位都不敢說，也不愿報科普獎。因為怕別人笑話，說你只會科普，不會講最前沿的學術問題。”

其實，寫科普的難度，一點也不亞于學術專著。在過去，《十萬個為什么》等作品發揮了巨大的科普作用，但隨著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科技對大家的日常生活帶來巨大影響，廣大受眾的文化和科學素養水平提升，需要科普的，已不再僅僅是青少年。如果科普仍停留在原有的科普小品、科技知識淺說上，那么科普的路子就“走窄了”。中國人越來越需要有深度的、原創的科普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