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移民史》再版了,字數增加了約100萬,由6卷擴充為7卷。

該書對于20世紀所發生的歷次重大移民運動,包括清末到民國時期的東北移民運動,抗戰時期的移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邊疆建設移民、全國水庫移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以及改革開放后的城鎮化移民等,均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考察與探究。

■ 兵連禍結 災荒性移民在20世紀上半葉占很大比重

今天說到“移民”二字,我們常常聯想到國籍、護照、邊境等等。但是在學術界看來,那些跨國界移民,充其量只是移民的一小部分;完整來說,只要是具有一定的數量、一定的距離、在遷入地居住了一定時間的遷移人口,都是移民;其中規模巨大的,數量級常在百萬以上;影響深遠的,可以影響政治經濟軍事形勢,乃至改變一個國家的面貌。

在20世紀前半期中國的移民活動中,災荒性移民占了很大的比重。

中國自古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度,而這一特點到20世紀達到了極致。同時,在20世紀前期,“人禍”更甚于“天災”。一方面是政策安排,一方面關內農民逃荒,種種主客觀條件造就了20世紀20年代向東北地區的“移民狂潮”,被稱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移動”。直到“九一八”事變,日軍強制阻止中國漢族移民遷往東北地區,這一勢頭才被打斷。

■ 建設新中國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經濟困境中開始了國民經濟與國防事業的建設。豐富的人力資源是現代中國發展的最大優勢與最大資本,因此,有效調整勞動力資源,就成為經濟建構與布局極為關鍵的一環。

為了新生政權建設、經濟發展及文化生活的需要,北京地區人口劇增。

今天的東北為人口外流而苦惱,當時東北則是人口遷入的重要方向,在“一五計劃”期間,黑龍江建成投產了13處礦井,“二五計劃”期間,新建了雞西礦務局方臺礦、正陽礦、大通溝礦,鶴崗廠。伴隨著煤礦的興建,大批省外技術干部與工人及家眷、服務業人員陸續遷入。從1954年至1961年,雙鴨山市增長36萬人,雞西市增長27萬人。

大學的搬遷是新中國高等教育布局的重要內容。河北師范大學于1956年由天津市遷至石家莊市,河北醫學院于1952年由天津遷往保定市,又于1958年遷至石家莊市,河北大學于1970年由天津市遷至河北省保定市。據統計,在上述四所院校的轉移過程中,隨之而搬遷的人數及其家屬達12000余人。

四川等西南地區作為“三線建設”工程的重點地區,從1965年至1971年,大批工廠、科研單位與大專院校遷入,其中隨遷職工人數就達到40萬。

此外,1968年至1976年,僅上海市就遷出了60余萬名知識青年。

水庫移民是新中國成立之后所出現的一種新型移民。據估計,自1950年至1959年,水庫移民就有460萬人,是水庫移民數量最多,也是最集中的階段。根據1997年的統計,因三門峽水庫修建而引發的陜西、河南、山西三省移民數量超過了62萬人。

這些移民為新中國建設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的功績和努力值得歷史銘記。

從1958年至1960年,大批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全國城鎮人口從9949萬人增長至12900萬人,共增加近3000萬人。從1961年至1963年,國家又采取了減少城鎮人口、增加農村勞動力等調整措施,1962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關于1962年上半年繼續減少城鎮人口700萬人的決定》。其中提到,1961年全國共減少城鎮人口1300萬人,精簡職工950萬人。短短的數年間,中國城鄉人口發生了急劇變化。

■ 改革開放 “身份證”讓人第一次從戶口中獨立

改革開放年代,中國人口發展又進入了一個重大調整與發展時期。首先是絕大部分“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得以返回原籍,然后是大批農業人口進入城市參加建設。不同于“前三十年”,改革開放后的農民進城,政府主要提供制度和政策的“松綁”。

1984年10月13日,國務院發出了《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其中提出“凡縣城外的各類縣鎮、鄉鎮、集鎮,包括建制鎮和非建制鎮,全部對農民開放”。此后,中國戶籍管理系統中便出現了一種“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之間的特別戶口類別———“自理口糧戶”,為農村剩余勞動力遷移進鎮創造了一定的條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戶籍制度及農業就業政策的首次重大改革,在很短時間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據統計,至1986年底,全國范圍內辦理自理口糧的戶口數量達到163萬多戶,合計人口達454萬多人。

蓬勃發展的經濟需要更多勞動力。1985年7月13日,《公安部關于城鎮暫住人口管理的暫行規定》發布并開始實施。從此,“城鎮暫住人口”成為中國當代戶籍制度改革的一個特殊成果,比“自理口糧戶”又是一個進步。

《中國移民史》認為:“暫住人口”或“寄住人口”的出現,是改革開放以來戶籍制度改革方面的一項重要突破,但是居民身份證制度的出現才是中國現代人口遷徙制度上的一次真正“革命性”的飛躍。“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條例》的頒布,確立了居民身份證制度,使得我國公民第一次從戶口中獨立出來,有了屬于個人的公民身份,這為人口大量流動打下了人口行政管理基礎,一定程度促進了人口大規模流動。”

中國傳統戶籍制度統計的基本單位或對象是“戶”或“家庭”,其重要目的在于征收賦役,其核心在于“人戶以籍為定”,不同程度地限制了自由遷徙。而居民身份證制度的登記單位則轉變為個人,沒有強制性的賦役等方面的要求與責任,沒有居住地及遷徙方面的強制要求與限制,與原有戶籍登記脫鉤,與糧食配給制度脫鉤,保障了公民的各種權益,但是與特定區域福利制度的準入并沒有直接關系。

而且,居民身份證沒有像戶籍登記制度那樣標明“農村人口”與“非農業人口”,標志著城鄉之間權益上的平等,又為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開了“綠燈”。

1988年,全國城鄉間流動人口總量已達7000萬人,而在1989年春季就出現了震動天下的“百萬民工下珠江”。

在《中國移民史》的結尾,作者動情地寫道:“20世紀波瀾壯闊的人口變遷浪潮,有著廣泛的社會歷史基礎與極其深刻的時代背景。20世紀是中國人民擺脫生存危機的100年,也是整個國家致力于經濟發展,實現工業化與城鎮化的100年。20世紀的移民浪潮波瀾壯闊,與中國國家與民族發展息息相關,與國家及民族命運水乳交融,是中華民族奮發圖強偉大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