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是古老農業時代的生活智慧。

即便我們一只腳已經邁入了數字經濟時代，農業生產仍是工業的基礎，而氣候變化導致的農業生產波動，也依然體現在工業經濟周期之中。在實現以無土栽培和人工光照技術為主的農業生產之前，農業該如何發展仍是人類生存發展的核心問題。

在21世紀生態文明轉型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的農業發展要如何從過去不遺余力地用工業化方式改造傳統農業的舊模式，向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進行轉化？這正是農業經濟學家溫鐵軍及其團隊20年來在農業生態化和社會化的實踐中努力想要回答的問題。在他的新作《從農業1.0到農業4.0：生態轉型與農業可持續》中，他系統總結了國內外農業模式，探討了生態轉型與農業可持續發展，通過翔實的國內外可持續農業實踐案例，為中國的農業經濟把脈開方，其建議值得我們思考。

生態化是人類文明的出路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預計，2000—2025年地球平均氣溫將上升0.5攝氏度，這是前所未有的急劇溫暖化時期。氣候無論變暖還是變冷，都可能帶來自然災害或生態危機，農業首當其沖受到影響。例如，在新石器時代，在距今5500多年寒冷期的沖擊下，中國早期文明和西方早期文明都面臨了衰落，人類不得不多次重新學習和發展農業。

農業嚴重依賴氣候，農業1.0就是史前最早的農業形態。《從農業1.0到農業4.0：生態轉型與農業可持續》（以下簡稱《從農業1.0到農業4.0》）從歷史上的氣候變化講起，得出近50年來，氣溫每上升1攝氏度，糧食產量就下降5％的結論。但是作者認為，對農業發展影響最大的還不是這個因素，而是越來越多的國家按照發達的國家制度體系發展大規模農業生產，造成的環境災難愈加惡化。自1990年以來，約75％的農作物已從耕地上消失，農業系統的抗災能力受到沖擊。作者認為這種農業生產也誘發了生態危機。中國數千年的農耕文明主要依靠多元化綜合經營和自然多樣性之間的和諧共生關系。

溫鐵軍教授曾多次引用愛因斯坦的名言提醒人們：“人類不可能用制造問題的思路去解決問題。”當農業被工業化改造之后，問題叢生，我們深陷發展困局，一定要有創新性的思路才有可能解決問題。生態化是人類文明的出路，也是農業走出困境進入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義。美國國家人文與科學院院士、生態經濟學家小約翰·柯布就曾指出，“中國給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帶來希望之光”。

農業1.0對應殖民地大農場，我國因受資源稟賦硬約束，難以效仿其走規模化農業道路。農業2.0對應設施化農業、工廠化農業，近年來面臨高虧損和嚴重的環境負外部性。農業3.0對應三產化農業，因其與形態各異的自然條件和社會資源相結合而呈現出多元化。農業4.0即社會化生態農業。通過互聯網等工具，將農業多功能屬性所內含的教育文化歷史傳承等非經濟功能彰顯出來，帶動農村經濟回嵌鄉土社會，農村經濟回嵌資源環境，最終達到人類回嵌自然的生態文明新時代。

發展農業只能走自己的路

在《從農業1.0到農業4.0》的第二章，作者具體介紹了農業發展的幾個主要模式。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主要存在于英語國家及其周邊受其影響較大的地區，如墨西哥、菲律賓等國。這些地區高度遵循市場經濟原則，實行大規模集成農業模式，通過規模化經營、機械化生產、單一化種植、市場化銷售，進行高投入和高消耗的農業生產。

而萊茵模式主要在歐洲，屬于中小農場農業，由于人口較少，人均資源相對較豐富，具有一定的社會農業、生態化、綠色等特征。

作者指出，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依賴對發展中國家的成本轉嫁，萊茵模式則因政府財政負擔過重，生產力難以提高。

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相對較多，人口比較多，人均資源較少，中國尤其如此，因此發展出了主要以中日韓為代表的東亞原住民農業。這種東亞農業模式是以家庭為單位從事小規模農業與手工業生產的經濟形態，具有自擔風險、自負盈虧的經濟運行機制。其中，自耕農最為普遍也最具代表性。東亞農業模式主要以中國為代表，甚至是以中華文化為核心。

系統介紹中日韓傳統農業的一本代表作是美國農業學家富蘭克林·H．金所著的《四千年農夫》，該書認為東亞農業是和諧的農業。中國山地多，平原少，以東亞季風性氣候為主，雨熱同期，而且“人地關系”緊張。眾所周知，中國的耕地資源僅占世界的7％，水資源占世界的6.4％，自古以來人口密度一直很大，生存條件與人口增長受到自然資源條件直接且強烈的制約。中國每個朝代都維持著數千萬的人口數量，宋代人口總量開始過億。清朝大一統的國家政治形態延續了280多年，人口規模更是達到4億。

據國外學者的研究報告，目前全球栽培的植物大約有1200種，其中200種直接發源于我國。傳統農業經濟具有穩定發展和可持續的特征。12000—13000年前，中國進入早期新石器時代。這一時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東南沿海和云貴高原地區一部分人以狩獵采集為生，另一部分人以水稻種植為生。同時期的華北平原和黃土高原地區則是以小米生產為主的旱地農業，而在東北北部、蒙新高原、青藏高原，由于氣候的干燥寒冷，仍然以狩獵采集為主。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村社制度，是為了共享水利，這和東太平洋季風降水的不平衡有關，人們被迫組織起來建設水利系統。幾千年來，中國不僅有因水利成村的聚落，還有以水立國的德治傳承。

通過梳理傳統農業形成的歷史緣由，作者得出的結論是，堅持生態文明是中國上下五千年來歷史演變的客觀結果，不是主觀選擇。自耕農業必須保證可持續性，維護好土地的再生產能力，因而它天然是有機的，是生物多樣性的。由于人口多，土地必須在全社會均分。此時官方機構或政府發揮著重要作用，乃至占據著主導地位，這種情況在日本、韓國也非常明顯。

農村成為“資源整合者”

該書用三章的篇幅探討了可持續發展農業和中外的實踐案例。作者認為農業具有“生產、生活、生態”的屬性，農村具有“共存、共生、共享”的特征；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兼顧農民的生計、農村的就業和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

國內案例因為限于信息可得性，以及有些試驗性做法還處在起步階段，可能較難在其他地區復制。中國各地區地理、氣候和農業資源差異較大，需要根據當地情況，因地制宜地設計或選擇合適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盡管如此，作者仍從共性方面總結了針對中國農業的發展建議。

作者提出的對策，首先是進行組織化變革，壯大農村集體經濟。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把農村財產關系的變革作為主要內容。新形勢下，要以信用合作為主體，生產、供銷合作為兩翼，形成覆蓋縣、鎮、村的“三位一體”農業綜合體。第二是模式化變革，借鑒傳統農業優勢推進立體循環農業，實現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減量化生產模式和生態產業園模式能夠滿足民眾對有機食品和休閑養生文化的需求。以果蔬等傳統農產品種植產業為支撐，結合采摘、點種、插秧、耕耙等農事活動，開發以田園娛樂體驗、生態養生等農事、農趣體驗為特色的循環農業有廣闊發展前途。

為了將這些對策長期化，還需要推動戰略化變革，對農村自然資源立體式開發，推進生態資源價值化，提升綠水青山“顏值”，做大金山銀山“價值”，實現生態資源價值增量的生態資源資本化。

目前一些地區已在一級市場完成股權設置及協商定價的制度，讓村集體作為“資源整合者”，形成村民股權的交易合約結構化。有些地區的村集體引入了外來投資主體，形成組合投資和資源多元開發。村集體將取得的資產收益在做出一定扣除之后按股返還村民，成為農民的財產性收入。為了促進資源性資產的直接融資，活化大量占壓的地方財政投資，各地還應進一步推動鄉村集體股權資產委托交易的證券化，實現全域生態資產可拆分交易，對接外部過剩的金融資本。

農業資源資本化是一個長期過程，隨著社會需求的改變，其對象是不同的。各地農村的可持續發展應因地制宜，結合新需求發揮創造力，而不是走同樣的發展路徑。　（咸寧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