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琦

懷著些許恐懼，又充滿著莊嚴和敬畏，我開始了這篇讀書隨筆的寫作，試圖去講述那些我無法避開的故事，和囚于內(nèi)心的反思。

梁鴻著《出梁莊記》，記錄從農(nóng)村進入城市打工者的生活：他們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有著怎樣的喜怒哀樂。在這些生活圖景的背后，是一個時代的話題——鄉(xiāng)村與城市、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以及沖突中的交融、交融中的沖突。

鄉(xiāng)村與城市

傳統(tǒng)中國是一種農(nóng)耕文明，其影響源遠流長，使得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呈現(xiàn)豐滿的鄉(xiāng)土性。農(nóng)民是中國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古以來，他們生活在一個個村莊里。村莊猶如生命體，對外相對隔離，對內(nèi)卻親密交融，保持著一種互信的社交關系。在這樣的“土壤”之上，生長著中國特有的社會形態(tài)：鄉(xiāng)人重視傳統(tǒng)，虔誠且自發(fā)地遵守各項習俗。

傳統(tǒng)賦予家庭更強的鏈接，父母、子女、兄弟，以及三姑六婆，對鄉(xiāng)人來說，是無比重要的社會關系。費孝通先生將這些關系總結為“差序格局”。處于這種“格局”中的人們，注重情感寄托，因而注重傳統(tǒng)，因為傳統(tǒng)本身就是人們因著情感寄托這一需求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比如葬禮，寄托了人們對逝去之人的哀思。

然而，隨著城市化的推進，人與人之間日益形成新的社交方式，彼此保持適當?shù)木嚯x。鄉(xiāng)村小而親密的團體結構在城市現(xiàn)代社會結構的沖刷下，日漸消亡，心中的情感和寄托也逐漸淡化。久住城中的那些來自農(nóng)村的打工者，模糊了鄉(xiāng)村的記憶，鄉(xiāng)情變得縹緲，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不再返鄉(xiāng)，而追求在城市中不斷“前進”。但在以鄉(xiāng)土社會為根基的中國，即使是城中人，依然處于某種“差序格局”中。只是，這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同心圓，半徑在逐漸變小，情感在逐漸淡化，理性成為現(xiàn)代社會的社交前提。

追求與缺失

進城務工者成為這種沖突之下受影響最大的群體。他們出生在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社會，來到城市，在“現(xiàn)代”的沖擊下，心中產(chǎn)生一種不斷滋生的追求和一種難以彌補的缺失。

這份追求起源于現(xiàn)代社會對鄉(xiāng)村社會的“誘惑”。不論他們是自己走出了梁莊，還是跟隨親戚外出打工，動力都源于對富足生活的向往。然而，進城之后，缺失感隨之而來，逐漸占據(jù)他們的內(nèi)心，因為他們?nèi)狈Α俺鞘猩矸荨薄１热鐣忻枋龅娜嗆嚪颍懊孔鞘杏忻孔鞘械耐ㄐ袠藴剩鞘械缆焚Y源是有限的，電動三輪車、自行車、摩托車占用了道路資源，就限制了群眾的交通出行”，然而為什么他們拉三輪謀生就是在占用道路資源？什么人才能享用這道路資源？……這些問題讓他們迷茫，卻找不到答案。他們被卡在城市的“縫隙”中動彈不得，弱化心中信念，追求和缺失都逐漸地失去意義。也許最后只會剩下兩個寄托：一是孩子，他們?nèi)允亲鳛閯展ふ叩母改溉テ幢M全力的動力；二是故鄉(xiāng)，即使他們不再回去，故鄉(xiāng)更多是一種符號。這種寄托，強大又弱小。

拋棄與回避

對進城務工者的刻板印象，存在于一些“懸浮劇”中：或純?nèi)坏臉銓嵖蓯郏蛉康拇直刹豢啊５冻隽呵f記》的真實記錄，充分展現(xiàn)出人性的復雜。書中寫道，“人們抱著面對‘奇觀’的態(tài)度去觀看，既淚流滿面，感慨萬分，又事不關己，冷漠無情，‘只有轟動，而沒有真正的事件’”。

異化和偏見，時有浮現(xiàn)。“一個農(nóng)民工在公交車上，看到一個媽媽帶著小孩，就主動給讓位，小孩要過去坐，媽媽阻攔小孩，說太臟。那個農(nóng)民工用袖子把座位擦擦，那位媽媽還是不讓孩子坐，給小孩說，太臭。”

拋棄過去，回避農(nóng)民工的身份，成為一些進城務工者中“成功人士”的迫切愿望。《出梁莊記》寫到了一位“百萬富翁”李秀中。當他獲得事業(yè)上的成功之后，便或無意或有意地表現(xiàn)出對過去“農(nóng)民”身份的拋棄與回避，想要遠離鄉(xiāng)村的社交關系，不再遵循鄉(xiāng)村的處世哲學。但是，過去的一切依然無時無刻不作用于他，讓他在搖擺中倍感糾纏。

“想逃走”

作為進城務工者命運的記錄者，梁鴻在《出梁莊記》的寫作過程中時常感到“羞愧”。在書中，她不止一次寫到“想逃走”，作為一個適應了城市生活的人，務工者們的生活狀態(tài)令她感到痛苦、難堪，而每當她終于回到了城市，她又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種輕松和適意。正是這個反差，讓她感到了無比的羞愧，甚至是羞恥。她深知自己也是現(xiàn)代社會的一分子，同你我一樣，她不得不承認我們很難愿意去體驗和容納務工者的生活。在回梁莊前的最后一章，梁鴻寫道她有點不愿意去完成這一章，“相同的風景，相同的命運”，一切都千篇一律，而這又確實不是她的生活，“可以安然無恙地逃跑，而不承受任何道義的譴責”。在離開最后一個城市后，她如釋重負，卻又因此而再次感到羞恥——這是一個存在于現(xiàn)代社會幾乎所有人內(nèi)心的羞恥，可幾乎所有人理所當然地忽視了它。在她終于完成了整本書的寫作后，她最后寫道：“用哀痛的語言來傳達憂傷，那共同風景中每一段生活所蘊藏的點滴憂傷。哀痛和憂傷不是為了傾訴和哭泣，而是為了對抗遺忘。”

她還寫下：“我終將離梁莊而去。”

看不見，道不清

《出梁莊記》這本書，我花了一個多月才讀完。在最初的一周，我就讀完了約一半的內(nèi)容，可是快到最后，我甚至可能一周也不敢翻哪怕一頁。我在閱讀時也始終感到同樣的羞恥——因為他們生活的不易，因為我的幸運。似乎有種罪惡感壓著我，我不得不承認，我曾經(jīng)漠然地忽略這一切。

但是，因為這本書，我開始了漫長的思考與反思，我想著生活中的一切人和事，想著他們的生活，和《出梁莊記》寫下的一切。不知不覺間，我把寫這篇隨筆當作了抒發(fā)愧疚和思考的平臺，努力去想我能做什么，我能寫什么，怎樣我才對得起這份幸運和這份反思？可當我試圖在文字中寄托太多東西時，我又開始變得有些恐懼。一切的回想與記述都讓我有些敬而遠之，不忍提起筆：無論如何，我想表達的究竟是什么……

這本書令我想到了我的父親。父親來自山西五臺山山腳下的一個小山村，現(xiàn)在那個村子已經(jīng)沒人住了。他比書中描述的那些務工者幸運，他讀完大專來到上海，有份不錯的工作。他把奶奶接來上海住……后來又有了我。我時常看見父親很疲憊，但無論何時，他對我總是很耐心。

我一直都知道，在父親工作前爺爺就去世了，作為家里的長子，他擔負起了養(yǎng)家的重任。但那些不易，除了初聞時的感動與憂傷，之后就被我擱置在了時間的長廊里，任其積灰。但此時回想起來，我再次感受到了初聞時的感受，甚至更強烈許多。我開始理解父親有時的暴躁或消沉，其背后是怎樣的辛苦和疲憊。這樣的發(fā)現(xiàn)，讓我自責和悲傷。

現(xiàn)代社會為何不能容納鄉(xiāng)村社會？傳統(tǒng)是可以被保留的，最終的現(xiàn)代社會可以成為一個同時能包容鄉(xiāng)村的社會。鄉(xiāng)村逐漸在“消失”，人們將進入城市，如果城市能讓農(nóng)民有尊嚴地生活，依然感受到與過去和傳統(tǒng)的鏈接，感受到依然“活著”的鄉(xiāng)村文化，那么，《出梁莊記》呈現(xiàn)的割裂就不會是永恒和絕望的。

時代在前進，但人可以回頭。任何人都能夠記住過去，人們是能共情的。幸運的我們，應當懷有一份哀痛和憂傷，應當用哀痛的語言來表達憂傷。這是為了銘記歷史和傳統(tǒng)，是為了不忘記，是為了對得起我們寫下的：我終將離梁莊而去。

（轉載自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