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長河中，普羅大眾往往被濃縮成一串不那么準確的數字。要想了解一個平凡女性的一生，就更加困難。

一位北魏的宮女，因為做過皇帝的傅母，其墓志又得以保存于邙山，進而又恰好被發現，諸種巧合，讓人能夠從中看到她“漫長的一生”。

她所經歷的朝代更迭，穿越的時代風雨，深深吸引著人們的探究興趣。對魏晉南北朝史有精深研究的北大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羅新想要更深入地了解這位女性的精神世界，為她專門寫了一本書——《漫長的余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

還原為一個具體的人

她的一生仿佛一條隱約的線索，平凡如螻蟻，卻融入一個個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時刻的背景之中這是一段歷史，也是一個故事。

羅新教授在多年前初讀其師田余慶先生解析“子貴母死”制度的篇目（《拓跋史探》）時便意識到王鐘兒（慈慶）墓志可能蘊含著一個值得深挖的故事，歷經“漫長”寫作，王鐘兒終于從中書舍人常景的筆下，走入這部書中，還原為一個具體的人。

對于北魏來說，這是一段歷史，歷史沒有明確的起始，是不確定真實性的一片混沌，是分布著記憶孤島的遺忘海洋；對于宮女王鐘兒來說，這是一個故事，是有始有終的普通人的一生，在她生命中有汝水環抱的淮西要塞懸瓠城，有看似太平、實則溝壑縱橫的平城宮，有勾連內外串接僧俗的昭儀寺……

“講述王鐘兒的故事，談不上太多的文獻考訂、史事分析或史學解釋，無法緊貼某一兩個備受關注的學科性主題，因此很難說是一項研究。”作者在后記中這樣說。但他始終無法掙脫這個故事的吸引，因為遙遠時代的普通人也是真實歷史的一部分。

北魏正光五年（524年），86歲的老尼慈慶在洛陽昭儀寺去世了。她俗家姓名是王鐘兒，生于南朝劉宋中層官僚之家，劉宋叔侄爭奪帝位引發內外戰爭，受戰亂波及，30歲時，她被掠為平成宮一名普通宮女，入魏后歷經獻文、孝文、宣武、孝明四朝，先后以宮女和比丘尼的身份成為撫育兩代皇帝的關鍵人物，去世時南朝已是蕭梁。對比同時代人，她的漫長一生深深嵌入南北朝近百年的歷史動蕩之中。

她不是歷史舞臺的中心人物，只是命運偶然與“子貴母死”制度發生了關聯，并在無意中卷入權力斗爭的旋渦。她的面容遮蔽在歷史洪流之中，未必鮮活，但她與萬千普通人一樣，如歷史的水滴，眼中折射出時代的縮影。她的一生仿佛一條隱約的線索，平凡如螻蟻，卻融入一個個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時刻的背景之中，與萬千人一起拼接出跌宕起伏的歷史圖景，讓歷史的脈絡清晰可見。

對于對歷史感興趣的大眾讀者來說，讀歷史書不是在書里找故事看，而是要尋找一些背后的東西。故事中可看歷史，但歷史不只是故事。

千年一瞬與漫長余生

普通人的年壽有限，與漫長的歷史相比，百年、千年有時不過倏忽一瞬。將時間尺度拉長，可以審視宏觀的社會變遷；將時間的尺度縮微，可以關注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漫長的余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是將個人的時間尺度與朝代的時間尺度疊合，將不同人物的視角對照，還原南北朝更立體、更豐富、更完整的歷史樣貌，透過細節看長程的變化。

羅新教授認為：一切史料皆史學，歷史學家的三大美德是批判、懷疑與想象力。而他在對宮女王鐘兒的“人物重建”過程中也充分體現了他的史學見地。

史料包含往昔各種體裁、不同載體上的一切文字史料，絕不僅僅限于史書；包括墓葬形制、考古遺址、出土器物等非文字史料；也包括被遮蔽的、被遺忘的、被涂抹的、在各種沖突競爭中此消彼長的史料碎片與細微印痕。

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曾論及史家三長“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征實存乎學”，義理可謂文化傳統與人文關懷，征實則是辨析真偽、嚴謹考據，辭章體現為書寫敘述的文采，某種程度上也對應著批判、懷疑與想象力。史料之間的關系需要研究者去梳理、建立，而爬梳解析、重建史實的過程也離不開歷史留白處略帶詩意的想象。

“在長達百年的上升期和繁榮期之后，從西部秦隴和北邊六鎮開始，本來構成王朝統治基層力量的城民、鎮民暴起反抗，拉開了隨后長時間全國性大規模政治動蕩的序幕。后人讀史到此，不禁懸心，但當時無人可見后人之所見，底層社會與遙遠邊地的強烈震蕩，經僵化官僚體制的一層層過濾，傳到洛陽朝廷時已大大衰減，至多如月光之下天淵池上的漣漪微瀾。”

作者的文筆讓這部作品跳出了學術研究的窠臼，故事性是閱讀的鉤子，講故事的能力可見其梳理史料的功底，如果只是一味羅列與堆砌史料，會讓讀者陷入故紙堆中，難以卒讀。而作者的語言簡潔雋永，娓娓道來，讀者細品，如口中含有千斤重橄欖，頗可回味。

本書共二十五章，猶如二十五幕劇，王鐘兒串聯其中，每幕劇都可獨立為一段故事，雖然講述的是王鐘兒和她的時代，但她是主線人物，而非主體人物。如“淮西驚變”一章，王鐘兒“掠沒奚官”，她的命運的重大變故源于歷史主要人物常珍奇的“據城反叛”，普通人的家破人亡歷史上很難留有痕跡，但普通個體的身世遭遇只有在特定背景下才能呈現出各自的幸與不幸。

作者在講述故事、呈現時代、解析人物的同時會比較多方史料，《魏書》《宋書》《北史》等不同文獻中細節的差異，讀來尤為有趣。羅新教授在他此前的學術隨筆《有所不為的反叛者：批判、懷疑與想象力》中曾說過：“那些相互矛盾沖突的史料碎片，不再是簡單的孰是孰非、孰真孰偽的關系，值得我們辨識的是它們各自體現著怎樣的敘述傳統，代表著怎樣的競爭力量，反映了什么樣的競爭過程。”

有讀者在網上戲言這部書是“大人物身邊的小人物故事——北魏甄嬛傳”，從“馮家有女”到“大馮夢破”，因病出宮出家為尼的“大馮”的確有幾分“甄嬛”的色彩，但她從立為皇后到“含椒而盡”不過一年八個月，其中還有一多半時間處于憂懼之中。權力的誘惑使得“子貴母死”一而再再而三成為爭權利器，朝堂博弈延至后宮，后宮爭斗波及前朝，帝嗣保育的迷霧，遷都引發的暗流，鮮卑貴族與漢人門閥的合作與沖突……歷史遠比文學更云譎波詭。

每個人都是一部歷史

將記錄歷史的“攝影機”裝在不同人物的身上，并不斷切換，可看到不一樣的歷史細節與時代縮影以不一樣的視角看歷史，歷史會呈現出不同的樣貌。

中國傳統史學的主流寫法是從政治大事、重要人物的角度進行全景式的歷史書寫，講求書寫者以第三人的視角與立場冷靜觀察，不得隨意闖入歷史現場。史景遷在《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中還曾以第一人稱敘事，書寫康熙，將客觀史料轉為自傳，引起諸多關于史學與文學邊界的爭論。

其實，有時轉換一下視角，將記錄歷史的“攝影機”裝在不同人物的身上，并不斷切換，會有新發現：錯綜復雜的歷史線索時隱時現，在視角的限制中，歷史寫作者通過視點人物的特定視野，可看到不一樣的歷史細節與時代縮影。

喬治·R．R．馬丁的歷史奇幻小說《冰與火之歌》就是以這種視點人物寫作法解構了宏大史學，每章名稱均為一人物名，該人物便是這一章的視點人物，各章時間互不交叉，上下承接，雖然視點人物不同，故事卻在不斷推進。雖然非虛構的歷史寫作與文學寫作有所不同，但這種視角的轉換確實是值得探索的。“每個人都是一部歷史”，這是作者羅新教授特別崇拜的歷史觀。

在王鐘兒的漫長余生中，作者轉換視角，捕捉到了諸多普通人物的軌跡與經歷，試圖描述他們的情感與生活：因罪或戰亂，母親與年幼子女一同淪為官奴；不愿沾沐王化，“蠻人”為逃離國家控制付出慘重代價；在深宮高墻內相互扶持的宮女，為過世的姐妹料理喪事……而被小人物環繞的大人物，也難逃時代驚濤駭浪的裹挾，皇帝、后妃、外戚、朝臣，奪宮廢儲，擅權爭寵，作者也借助他們的眼睛看到權力格局背后的人性博弈與現實困境。

全書最末，高歡登場，神龜二年（519年）二月，這位懷朔鎮負責送文件的小軍官目睹了一場因改革官員選拔制度而引發的洛陽騷亂，并在得知最終處理結果后產生了“國紀之將墜”的預感，而后“傾產以結客”，積攢在國家秩序解體時靠自己生存下去的人脈資源。《資治通鑒》敘此事，胡三省注云：“高歡事始此。”自此，本書埋下后一段故事的“鉤子”，而那時距離王鐘兒漫長余生的結束還有五年時光。

時間休止，余音繞梁。南北朝的戲臺，一幕未落，一幕又啟，換景，轉場，歷史是不同人眼中看到的東西，王鐘兒的漫長余生其實也不過一閃而過。

（原載解放日報，作者為許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