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的崛起，向來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謎團，為何這個地處帝國邊緣的小縣城，能在短短數十年里迅速蛻變為全中國乃至東亞的經濟中心，曾讓無數人為之好奇。1843年的開埠是最顯而易見的因素，隨后逃避太平天國戰亂的江南地主又帶來了大量資本，當然也離不開此前國內貿易和航運的長期積累。現在，社會史學者趙世瑜又帶來了一個新的視角：上海的繁榮，也是因為江南社會的“水上人”被這個“大碼頭”所吸引，促使它形成了一個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匯聚的樞紐。

原先弱勢的那些

在新環境中捕捉到了機會

蘇州太湖洞庭東山的商幫，就曾在上海近代史上扮演了突出角色：老字號恒源祥是東山沈氏創辦的；“席家花園”的主人席氏更是名聞當年上海灘的金融界，席嘏卿、席正甫、席素榮、席素恒四兄弟都曾在各大洋行長期任職，形成洋行買辦世家；晚清民國時期，上海“九大錢莊”，東山嚴家、萬家就占據其中二席。如果加上同樣曾是“水上人”的寧波商幫，那么可以說，這些靠水路貿易致富的商人幾乎控制了近代上海的金融市場，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耐人尋味的是，這些“水上人”之所以能順利融入上海這個新中心，正是因為他們曾經處于社會邊緣的特殊經歷——就像自然界的進化那樣，適應了舊機制的物種往往很難適應突如其來的劇烈變動，而原先弱勢的那些卻在新環境中捕捉到了機會。這也是他們的經歷容易遭到遮蔽的很大一個因素，因為以往的江南歷史研究差不多就是一部“農業開發史”，我們總是有意無意地從一個大一統國家的關注焦點去著眼，卻忘了后來帶來變動的，也許就是曾經長期潛伏的支流。

在找一個凝聚自身的認同時

劉猛將崇拜就應運而生了

如果一個長期遭受排斥的邊緣群體極少能發出自己的聲音、留下自己的記載，還有什么辦法能復原歷史？辦法之一是從民俗中尋找遺留的群體記憶。直到現在，每年正月初一起，太湖東山的許多猛將廟仍然要將各個猛將菩薩抬出來巡游。這乍看平平無奇，劉猛將這個蝗神也是江南并不少見的農業社會神靈，然而這種巡游活動和相關的鄉約，正可見社群是圍繞著對神靈的信仰來自我組織起來。從歷史上來看，東山與江南其他地方相當不同的一點，就是它遲遲沒有實現徹底農業化，而劉猛將就是湖區水鄉人群的神。

按照社會學家涂爾干的經典觀點，神靈其實乃是社會的自我神化，宗教通過一整套信仰體系和儀式實踐，象征了超越個體的社會本身。推想起來，隨著帝國晚期農業開發的推進，這些水上人要找到一個將自己身份“洗白”并凝聚自身的認同時，劉猛將崇拜就應運而生了。這個庇護水運的神靈雖然被包裹在種種難以厘清、彼此歧異的傳說之中，但有一點卻是確定無疑的：如果無法滿足這個群體的社會需要，那么這樣一個神靈不可能流傳下來。

晚明的地方賦役制度改革為他們帶來了一個歷史性契機，淡化了東山居民的身份問題，清代雍正年間對各地“賤籍”身份的免除則為他們定居掃除了最后障礙，但也使他們早先的歷史被更深地遮蔽了。在這樣的歷史變動中，水上人的神轉變職能成了定居者的社神、驅蝗神，但對神的信仰卻保持了延續性，這就是為什么歷史記載和現實觀察中可以同時看到水上人和岸上人在拜劉猛將，“因為今天的岸上人就是昨天的水上人啊！”

賴以為生的不是相連的農田

而是從碼頭到碼頭的空間網絡

在農業文明時代，這些居無定所的船民只能棲居在社會邊緣地帶，靠打魚、船運、商販為生，也正因其生計需要不斷移動，他們是天生的商人。雖然他們后來上岸定居，但缺乏良田的東山使他們仍然習慣于漂泊四方，缺乏故土意識，因為他們賴以為生的不是彼此相連的農田，而是從一個碼頭到另一個碼頭的空間網絡。一如本書所言：“東山像是一個孵化器，其水上的和經商的傳統不斷把人變成定居的商人，然后這些人又不斷地脫離這個狹小的母體，成為分布在江南各地甚至更大范圍內的離散人群。”

在農業文明的海洋里，像這樣一個離散社會無疑是異類，甚至是遭人賤視的：在明清時代，商人即便富可敵國，仍然可能被儒家主流價值所不容。從某種意義上說，東山商人們有點像是猶太人，作為被排斥的賤民，難以選擇農業、官僚的社會路徑，而不得已選擇了長途的經商活動。在全盛時代，這些東山商人沿著水路通達南北，遍布蘇州、南京、臨清、長沙、漢口等口岸，構筑起中國內部商業網絡的一系列關鍵節點，因而當晚清上海開埠時，他們可能比其他人群都更好地做好了準備。

近代沿海口岸的通商，是從帝國邊緣開始的，但對這些“水上人”來說，不僅早就習慣了社會邊緣的位置，甚至和洋人一樣被視為“外人”，這就是為什么邊緣的人群更能順應變化，他們恰恰得益于自身的邊緣性。他們對碼頭／市場早就培養出了相當強的敏感性，因而對這些人來說，無論是經商活動還是充當洋行買辦，都是很自然的事，不過順勢而為罷了，“對于大規模的交易來說，沿河、沿江、沿海的大碼頭只是前者的不斷升級而已，沒有本質的區別”，只不過他們“對碼頭的興趣轉移是由國內市場甚至海外市場的變化決定的”。

用這一“新江南史”的視角

重新審視被遮蔽的“小傳統”

這讓我們看到了一種不同的歷史：曾被排斥的那些人，其實也都在努力抓住每一個機會，這就恢復了邊緣群體的主動性和能動性，而不再只是歷史中被排斥、被消聲的賤民。歷史社會學者早就曾主張，那些“沉默的大多數”在社會變遷中也有內在的能動性，能主動、積極地因應形勢變化，來獲取自身的利益，不斷重新界定或抬升其身份地位。無數人群和個體在適應、整合的過程中，積極響應政治和市場的變動，敏感地捕捉到涌現的機遇，在為自己開創人生可能的同時，也無意中改變了歷史。

為什么這一點如此重要？因為這提醒我們，任何成功的社會變遷，其實都是有“傳統的創造性轉換”為基礎的，也正是不同群體的能動性，為社會帶來生生不息的內在動力。東山商人之所以善于抓住上海開埠通商之后的機會，并不是僅僅因為他們與上海地理距離較近，或有著長期經商的經驗，更重要的是他們早已在長期的社會活動中構建起一套能靈活適應現代經濟運行的組織制度。

為了適應這樣的特殊的社會交往需要，他們發展出一種合伙制社會，通過彼此的協作來實現政治、經濟的跨地域組合。表面上，他們所依賴的基本組織是宗族，然而，作為離散的“水上人”后裔，他們的“宗族”其實是后來構建起來的。贍養族人的義莊、義行乃至宗族組織本身，實質上是賺了錢的族人所設立的具有可持續機制的“基金會”，在滿足共同需求的同時，也確保了能有足夠的同族經營人才來延續族產。

從族譜來看，東山商人家族從明代中葉以來就彼此結成姻親，使財富的集聚和流動都在親族的內部，但更重要的是“合伙制社會”帶來的互利關系，使這些家族能在這樣一個集社交、經濟、文化、信息共享為一體的緊密組織內部，相互合作共贏，獲得社會經驗，進而維持經商和家業的延續。這乍看起來只是傳統的家族式企業，但正如科大衛在討論近代香港傳統合伙制向現代公司法的轉型時所說的，家族經營的人際關系網絡并不必定與現代企業制度的公開、透明相沖突。

就此而言，在近代新舊交替的關鍵轉型期，這些“水上人”商業精英與鄉土傳統是水乳交融的，不像農民在面對十里洋場的五光十色時需要經歷脫胎換骨的痛苦轉變。這一“新江南史”的視角可以啟發我們重新審視曾被遮蔽的“小傳統”，因為正是它從邊緣位置出發所作出的創造性回應，激發出了歷史變遷的隱秘動力。

（原載《解放日報》，作者維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