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告訴你，過去四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很快，你大概會覺得這是句廢話。但如果有人對你說，過去四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全世界最快的，不是一般的快，而是數倍于世界平均水平，那你或許會有點詫異。實際上，如果你是一般讀者而不是經濟專家，你甚至有可能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

如果給你更多的時間思考，你可能會說中國的增長也沒什么了不起的，因為中國經濟的基數本來就低，所以增長得比其他國家快不足為奇。但低收入國家的增長自然就會很快嗎？事實并非如此！1980年以來，低收入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的增長速度總體說來反而比高收入國家還慢。中國的增長速度不只遠遠高于美國、英國和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也遠遠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無論是中等收入國家如巴西、墨西哥、土耳其或菲律賓，還是低收入國家如海地、肯尼亞或孟加拉國。從經濟總量（即GDP）來看，中國已經從1978年位于荷蘭之后、排名世界第十一位的經濟體躍升為現在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僅如此，如果保持當前的增長趨勢，預計中國將在2030年之前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其實，真正的謎題不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為什么比發達國家快很多，而是為什么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快很多。我把這稱作“中國增長之謎”。如今，我們都將這個成就歸功于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政策。這當然沒有錯，但是，改革開放只能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為什么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比之前更快，而不能解釋為什么同時快過其他國家。

體制和政策

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經濟學家通常將經濟增長的動因劃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稱為直接動因，包括投資、教育和技術進步。一個國家可以通過投資積累物質資本，通過教育積累人力資本，通過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率，從而實現經濟增長。第二個層面的經濟增長動因，也稱為增長的根本動因或最終動因，包括制度、地理和文化因素。

職業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傾向于從制度的視角解釋中國增長之謎。我把他們統稱為“制度派”。他們當中又存在兩種相互對立的思想學派，可以稱之為“自由市場派”和“積極政府派”。兩個學派都承認改革開放政策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關鍵因素，但是“自由市場派”認為中國的經濟仍然不夠自由、不夠開放。這個學派認為，如果中國不進一步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那么經濟增長將難以為繼，甚至有崩潰的風險。相反，“積極政府派”將中國的高速增長歸功于強勢政府和積極的經濟干預（包括有力的產業政策）。簡單說來，兩種觀點都無法解釋中國增長之謎。“自由市場派”的觀點無法解釋，是因為中國的市場自由化程度并不比多數發展中國家更高。“積極政府派”的觀點也無法解釋，是因為中國的政府效能即使在發展中國家中也并非名列前茅。我的結論是，體制和政策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導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快過所有其他國家的差異化因素。

經濟高速增長的

差異化因素是儒家文化

在觀察和研究中國問題時，就不應該只盯著中國，而應該將中國與其他國家比較起來看。當然，所有人都知道做簡單的比較。在中國，人們喜歡拿“國內”和“國外”做比較。在這些比較中，中國通常都會被比下去，直到近些年情況才有所改變。西方觀察家在拿中國與自己國家或整個西方世界做比較時，也經常犯類似的錯誤。在兩個國家（例如中國和美國）之間做比較，如果目的是讓中國向美國學習某些方面的先進經驗，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目的是理解為什么某些國家的增長速度比其他國家快，那么簡單的比較就很可能會導致錯誤的結論。用統計學術語來說，簡單比較的樣本數太少，不具有代表性。作為本書的一個特色，我將采用全球比較的視角，把中國放到全世界所有的國家中去做比較。

當然，從全球比較的視角分析經濟增長對經濟學家來說并不新鮮，因為經濟增長的跨國研究已經不在少數。但是，所有這些研究都采用了統計回歸的方法分析跨國數據，以找到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至于為什么某一個國家（如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比其他國家快很多，這些回歸分析既無法回答也無意回答，但它們提供了這個問題可能的答案選項。通過對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的全球比較，本書將評估中國究竟在哪些方面表現得特別突出。據此我得出結論：在實行市場化改革和開放政策的前提下，導致近幾十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差異化因素并非僅僅是某些獨特的制度或明智的政策，而是傳統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重視儲蓄和教育的文化。

（原載《北京日報》，作者朱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