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理由：本書以“歷史自信”為切入點，從歷史自信、歷史自覺、歷史思維、歷史智慧、歷史修養五個維度，對其現實依據、理論內涵與未來指向做了深入探析，展示了“歷史自信”的深厚與多維。圍繞“歷史自信”這一重大理論命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了今后理論界、學術界亟待深研的多個議題，本書對這些議題多有涉及與闡釋。書中征引大量古代經史子集的相關論述，又以范仲淹、王陽明、曾國藩等古代文人楷模為樣本，論述古人修齊治平的修為對今人的啟示。讀來既能吸取新知，又生動有趣。這本書值得廣大黨政工作者與廣大青年朋友閱讀。

《歷史自信與中國道路》，王學斌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2022年7月，《求是》雜志第14期發表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上的重要講話《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在講話開篇，習近平總書記特意引用“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的名句，著重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一直重視“尊崇歷史、研究歷史，確立歷史思維，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也充分凸顯出中國文明歷史研究所獨具的悠久鑒戒傳統與現實資政功能。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一語出自宋代學者曾鞏所撰的《南齊書目錄序》。《南齊書》是記錄南朝蕭齊一代正史作品，總編撰是出身于蕭齊皇室、身為齊高帝蕭道成之孫的蕭子顯。整體而言，《南齊書》詳略得當、史實可信、體例齊備、頗顯見識，較全面地反映了蕭齊一代的歷史面貌。然任何著作終非完璧，因蕭子顯乃皇室嫡系、個人行文“喜自馳騁”，加之南齊首尾存續僅二十四年，史料搜輯不易，不免存在曲筆較多、典志不全的缺憾。職是之故，一度在北宋任職史館的曾鞏整理《南齊書》時就指出“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

眾所周知，曾鞏乃名揚古今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然其史學造詣亦非尋常。他負責編校過古代史籍，纂撰《英宗實錄》，典修《五朝國史》，還作過許多史論文章和詠史詩詞。曾鞏之史學，生前就“見稱士類”，深受朝野贊賞。

曾鞏在文中提煉“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這一論斷前，還專就古之良史標準給出個人意見：“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痹谠闲哪恐?，著史者須明察必定能夠遍及天下萬事萬物的道理，其所持道必定要適合天下的運用，其才智必定能夠通曉難理解的意思，其文筆必定能夠闡發難以顯露的情形。如此，方能彰明治國理政之大道，史學經世致用之功能方可展開。以古視今，不難發現古代深厚博大的史學積累對于我們當代的中國文明歷史研究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傳統資源，有待進一步挖掘、汲取、品味與借鑒。

舉其大且要者，中國史學致用傳統有三個特質。其一，求“大”。南宋朱熹曾言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意味著研讀歷史首要立意高遠，關懷宏大。無論治史或是治國，皆須從變動不居的歷史進程中探尋時代之大趨勢、大方向，提煉大命題，把握大脈動。如司馬遷修《史記》，時間縱貫三千年，空間橫跨數萬里，人物遍布全階層，體例覆蓋各類型，大構思方成就大手筆。對比當前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其涉及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內在機制以及各區域文明演進路徑等重大問題，毫無疑問是至為關鍵的課題。這將為完善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為人類文明新形態建設提供理論支撐，為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不可替代的成果與思想，堪稱規模龐大、價值巨大、意義重大、影響遠大。

其二，貴“通”。先立其大，再貫乎通。具體而言，所謂“通”，首要“博通”，即大量搜輯考察各類尤其原始一手材料或遺跡，為深入研究奠定堅實基礎；其次要“貫通”，即綜合研究有關材料或遺跡，通過歸納概括引出結論；再次為“通識”，即注重由綜合貫通中求得更全面深刻的認識；最終實現“會通”，既把天、地、人作為整體，又將天道、地道、人道聯系起來，反映出中華民族特有的歷史思維與整體意識。這種思維意識對中華文明探源過程啟示很大。探索中華文明起源，迫切需要加強統籌規劃和科學布局，堅持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學和歷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聯合攻關，拓寬研究時空范圍和覆蓋領域。與此同時，也唯有秉持“通”的宗旨，我們才能真正講清楚中華文明緣何“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

其三，崇“德”。可大可通，于是歷史自然顯露出德之光輝，我們的文明亦因之可親可久。治史者以求真求是之心，才能撰寫崇德向善之作。換言之，對待我們的文明歷史，要能不抱偏見，不作武斷，不憑主觀，不謀私利，不求速達，如此我們那些最為珍貴的精神內核和思想精髓才能如玉石般溫潤可親，似高山般堅韌可久。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我們的偉大實踐，在某種程度上是深深扎根于五千多年中國歷史的延長線上，我們的歷史自信，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穩穩奠基于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沃土之中。求其大者，貴其通識，崇其德性，在蓬勃發展的中國文明歷史研究中展現既有史學傳統之重光，并賦予其新意，這當是習近平總書記特意征引“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一語的深沉思考與殷切期望所在。

由此延伸，歷史自信的出場因緣已如“山高月小”，自是“水落石出”。正是經歷過五千多年的過程，承受了一百八十多載的困厄，鑄就了一百零二個春秋的輝煌，我們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自信方破土而出、生機勃勃、頂天立地、述往知來。這是一種深厚的自信，又是一種多維的自信。為了更好地揭示與呈現該重大命題的深沉淵源與實現屬性，本書著重從五個方面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自信”進行系統梳理與剖析。

首先，當循名責實解釋與闡釋何謂“歷史自信”，故其提出的現實依據、理論內涵、未來指向、考察視野、言說對象，都值得深入考察與思量。其次，自信之形成與涵育，萬萬離不開中國共產黨人百年來的可貴而敏銳的歷史自覺，故從精神屬性與思想內涵角度就精神譜系、偉大建黨精神、精神密碼、抗疫精神、大歷史觀等重大問題進行抽絲剝繭般的探索，以期展現歷史自覺之三昧，則顯得尤為必要。再次，無論古之掌權秉鈞，還是當前治國理政，治理者缺少了歷史思維，是不可能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故綜合古今中外之歷史經驗，提煉作為“七大思維”之一歷史思維的特質，對于廣大黨員干部養成良好的歷史感、處理問題善于以史為鑒很有裨益。復次，中華文明是誕生于悠久歷史長河中的文明，中華民族是具有鮮明歷史傳統習慣的民族，故我們走過的山川江海、溝溝坎坎，無不鋪滿了諸多歷史智慧，并潛移默化中融入我們的文化、制度、社會乃至日常生活里。如何將日用而不覺的智慧喚醒，并賦予其新的價值，且運用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進程之中，是個甚具實踐意義的大課題。最后，《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碧拼笕蹇追f達疏曰：“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眾……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于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笨芍覀兊臍v史傳統在德性層面自古是有標桿可依，有標準可循，更有前賢可學的。故在第五章，筆者以“歷史修養”為題，由《中庸》至理名言導入，擇取孔子、孟子、范仲淹、王陽明和曾國藩五位公認的立德為政之模范，述其平生，彰其德行，從而借歷史人物來說明歷史自信的鮮活面向。

要之，歷史自信是樞紐，歷史自覺是屬性，歷史思維是靈魂，歷史智慧是軀殼，歷史修養是標識，五者大致構成了“中國共產黨人歷史自信”的主干與內容。坦率而言，該重大命題提出時間不足一年，思想理論界研究尚處于方興未艾之拓荒階段，筆者之作自是思慮不周、鉆研不深，權作寸磚，期待美玉聞聲而至。

（原載《天津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