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桃洲在新著《語詞中的歷史與風景：中國新詩的基本問題》（以下簡稱《新詩的基本問題》）后記中坦陳，這是一本耗時近二十年的書，可見作者推出此書時鄭重的態度。正是因作者對“中國新詩的基本問題”的反復體認、對問題圖景的深描、對問題解決之可能或不可能的致思，使之成為一本頗具理論價值的新詩研究著作，不僅有益于反思現當代詩歌批評與研究中的問題結構，甚至向我們透露出21世紀以來新詩研究范式轉型的可能和限度。

如果說，張桃洲當年的博士論文《現代漢語的詩性空間》是對中國新詩的“話語研究”，這本書則更進一步，呈現了話語與歷史互動而形成的“基本問題”“問題鏈”或“問題星叢”，同時也是圍繞新詩的“理念星叢”。據作者說，《新詩的基本問題》中部分書稿曾被用為博士后出站報告，可見兩本書也可視為姊妹篇，此書的醞釀則從世紀初一直延宕到現在，遲到二十年，而并不過時。我以為，這和作者很早就把握住了“話語”這一新詩研究的關鍵或轉捩點有關，從語言（本體）到話語的轉變用去了二十世紀最后十幾年的光陰，實際上跨越了二十世紀八十和九十這兩個年代。作者也注意到，現代主義范式的新詩研究著作大多出版于九十年代后期以后，但其靈感和問題意識恐怕還是源于八十年代。而他動用的話語概念則顯然包含并大于語言概念，也暗含了對語言本體論的反思。這是作者能夠從“詩性空間”走向“基本問題”的動力。

基本問題是話語與歷史角力的場所。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新詩的基本問題》在研究的歷史感上似乎要優于《現代漢語的詩性空間》。在前著中作者用心追摹的“問題星叢”與問題結構，最終來源于歷史，屬于一種現代性視域下的“歷史構造”。我們會發現新詩的問題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歷史結構。作者雖然也表示“基本問題”與“核心命題”同義，但似乎并不主張一種整體論的思維方式。我以為這不僅僅是作者的謙遜低調（正如書名采用的是“基本問題”而非“核心命題”），而和作者不斷變換視角的視角主義的認識態度有關，最終形成的是一種反結構的結構、反體系的體系，多元而又開放：涉及翻譯、政治、宗教、身體、闡釋、詩歌教育等諸多話題。

能做到這一點，也許和作者對尼采、維特根斯坦以來的現代思想的愛好有關。眾所周知，在九十年代初，一股名為“后現代”的思潮影響和滲透中國當代文論甚深，但這一點是如何“收場”或收尾的呢？“后現代”與“現代”本來具有一種辯證關系，在某些領域，還可以發現“后現代”突破、僭越甚或取代了“現代性”的位置。可以觀察到的是，在詩歌批評與研究中，“后現代”很好地融入了“現代性”的理論視野當中。張桃洲成長于九十年代的學術研究氛圍中，自然也在“后現代”哲學中浸淫甚深，但仍然使之服務于現當代詩歌研究。《現代漢語的詩性空間》主要受到福柯與巴赫金話語概念的啟發，而在《新詩的基本問題》中，作為理論依據與方法論來源的名單進一步擴大，包括進了諸如索緒爾、雅各布森這樣的語言學家——正是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啟發了后現代思想，同時也有社會學方法，如布爾迪厄的文學場域概念。我私下以為，柄谷行人的《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是對《新詩的基本問題》影響最大的一本書，后者不同樣探究了新詩的一系列“認識裝置”的由來嗎？

當九十年代的后現代思潮充分融入現代性的知識結構，在二十一世紀，新詩研究呈現出一種日趨多元化的研究態勢，如出版了多部以身體、女性為題的新詩研究著作。《新詩的基本問題》提煉的問題鏈或認識裝置也可能被進一步拉長。可以想見的是，未來國內針對一些單一問題的論著會更多，如自我、自然、心理等，它們應該也是“語詞中的歷史與風景”。

這本書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處于新詩研究可能的范式轉型的關鍵時期，正是尼采所謂“舊榜已毀，新榜未立”之際，它可以代表那種綜合的主題式研究向分析的問題式研究的轉變，能夠預見到未來的多元化研究局面。但另一方面，日益碎片化、“分崩離析”的研究會拼貼出什么樣的總體性或整體性圖景，似乎仍是未知。多元化研究態勢的形成，固然得益于一種有關現代性的歷史結構的破裂，但似乎同時意味著后者的未完成、亟須完成與再度完成。

該書的述學方式也值得注意。在行文中，常常可以看到詩歌靈感與哲學洞見的結合，也可以說是表現力與判斷力的結合。作者讓他愛好的詩行和理論片段偶爾交疊，相映生輝，表現出本雅明式的對“引文”的收藏癖。但作者同時也具有智識上的潔癖，這保證了行文的簡潔優美，否則可能發生壅塞。

這部詩學論著無疑踐行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理想，在文學研究中，三者可以約等于義理、考據、辭章。非要分辨的話，作者可能更為傾向于詩哲融合的理想，并且以詩哲融通的方式勘探并重構歷史，這樣做的結果是使文學研究呈現出一種“內外平衡”的分寸感。他并非不重視歷史，畢竟歷史感對于現當代文學研究不可或缺，而是說，他對歷史進行了一種暫時的現象學意義上的懸置，從而擺脫了某種先驗的歷史結構或歷史決定論（歷史主義）的影響，僅僅因為歷史主義者可能同時也是未來主義者。作者更在意“深層歷史”中問題星叢的斷裂與連續，仿佛只有如此，才不會被總體性裹挾。在此意義上，張桃洲的確可以代表“70后”學人中的一種典型態度，至少在詩歌研究領域如此。作者的詩學觀念自然也受到程光煒、陳超、唐曉渡這一代批評家的啟發，但近些年他對九十年代詩歌更多了一種“歷史化”的觀察和反思，也許因為有了一定的歷史距離或時間距離吧。我私心以為，在“70后”學人中，張桃洲最能了解九十年代詩歌的用心，但也是最具有未來性的批評家。他以“話語”為中心的詩學圖景，也許受到“事件思想”的影響。

（原載《光明日報》，作者為王東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