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儒學是儒家發展史上的高峰，由于要回應佛道的沖擊，所以對于“性”與“天道”這些曾經“子不語”的議題，有十分“哲學化”的表述，因而成為傳統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中，最為受人重視的部分。這個學科的奠基人馮友蘭，以“接著”理學講而開出“新理學”的體系。張岱年先生的學術立場，繼承張載、王夫之的旨趣，看重“氣”在事物的生成和發展中的意義。而賀麟則因為看重心物關系而被定名為“新心學”。其實，從熊十力到牟宗三、唐君毅一系，更接近于“新心學”的旨趣。無論如何，現代儒學的發展，特別重視在宋明理學的議題上的現代轉化，從而提出現代儒學的可能發展方向。

而21世紀以來，宋明理學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進展，陳來在《仁學本體論》一書中，突破傳統的理氣論結構，提出了“理本體”和“仁本體”的一體兩面的新思路，從而將本體論、宇宙論和價值統一起來。最近，丁耘的“道體論”的思路，也是借用宋明理學的“道體”概念，以此來判攝中西古今的思想資源，提出了“變”與“延續性”結合的“新氣學”思想，這些都值得關注。但宋明理學與當時政治、社會生活關系的討論也不斷拓展著傳統理學的藩籬。《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出版之后，對理學家思想世界和政治訴求的關系的認識得到了很大的推進，并引發了巨大的爭議。考慮到傳統儒學一直通過經典解釋來闡發其獨特的思想，如此，如果能通過宋明儒學的經典解釋活動來把握其思想內核和發展軌跡，更能具體而微展現宋明研究的新方向。

宋明時期，最有影響的經典解釋活動就是朱熹通過“四書”體系的建構，并以此為基礎而創立的理學思想體系和修養體系，朱漢民的《四書學的思想世界：宋學的經典轉型與思想重建》正是以此為線索，來探究宋學的精神。

“四書”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合稱，我們習慣上有四書、五經的說法，從經典本身而言，有些不貼切的地方，因為四書里的《大學》《中庸》是五經中《禮記》里的兩篇。

隨著佛教的傳入，儒家對于心性和功夫的經典論述變得十分重要，需要通過先秦經典的新詮釋來回應佛道的挑戰。與其他主要作為陳述禮制的內容不同的是，《大學》的修身論和家國天下的秩序觀，《中庸》關于性與誠的討論，關于天道與人間秩序的關系的論述，都能有力地應對佛道以玄遠或虛無的態度對世俗秩序和人世幸福的漠視。因此，在朱熹通過他集百家之長而整全性地把“四書”建構成儒家道學的核心經典基礎的時候，尤其是當這套學說成為元明清的國家意識形態的時候，四書本身就已經成為一個“學”。這個“學”并非學科意義上或學說意義上的概念，而是作為一種儒學的新形態的表達，或是一種政治意志和社會意識的連接體系。朱熹的注釋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經典解釋，這一點從作者縱貫儒學史的結構安排，就可以體察到。

目前學界對于《四書》何以成立及其意義的研究，已然有許多積累，比如周春健《元代四書學研究》、李敬峰《關學四書學研究》等等，還有關于四書的通解性的作品，也有很出色的。但朱漢民的《四書學的思想世界》卻是一本融攝了儒學史關鍵問題脈絡的著作，因而值得特別的關注。

首先，朱漢民的《四書學的思想世界》一書，直面“四書”的特殊構成所必須具備的經典基礎，因此，專門設置“上篇”，用來處理“四書”的歷史和經學化的過程。

近年來經學研究的興起，很大程度上豐富了儒家思想的研究范式，但經典被視為是儒學的專有物并不符合思想發展的實際。對此，作者保持著一種難得的客觀化的基本立場。在作者看來，是六經原典的思想文化孕育、滋養了儒家；另一方面，是儒家學派建構了六經的經典體系。

這個表述，看起來比較“自相矛盾”，其實是一種矛盾的統一，也符合儒學的形成歷程。假如我們參諸孔子“述而不作”的自況，就可以理解其深意。

孔子所要面對的思想資源是古圣先賢所留下來，乃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從某種意義上，先秦諸子，都是以往歷史傳統的繼承者和闡釋者，但他們的立足點和政治傾向有差異。儒家以家庭為出發點，其建立起的家庭倫理以及血緣倫理的擴大化，形成宗法制度，更為符合當時中國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管理的可能性，因此，儒家逐漸在漢代的大一統政治格局中獲得獨尊的地位，并確立起經學的制度化。因此，是儒家建構了經學化的六經體系。

多少有一些不適的是，四書雖然古已有之，以“四書”來概括先秦時期的經典形成和經學化過程，會造成閱讀上的錯覺。也就是說，先秦時期這些著作的形成和傳播，最多只能算是“四書前史”，而不能徑直稱之為“四書學”。盡管隨著問題的進入，這種“名詞上的疑慮”會渙然冰釋，但依然是值得商榷的做法。

漢代經學化的過程，很大程度是為了鋪墊宋代四書與政治權力結合之后，經典與權力互為支撐的關系，將思想活動與政治實踐、社會整合結合起來，是這本書最大的特點，也是最為精彩的部分。

作者的從學經歷是從歷史而思想的，加上他學術脈絡里的侯外廬學派注重思想與社會互動的特點，使得他的行文十分看重歷史研究的新成果。

本書的重點是宋代思想，傳統的思想史著作，在分析理學的產生時，會看重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影響。但作者引入了“唐宋轉型說”的分析，讓哲學與歷史跨學科研究的優勢凸顯出來。

很顯然，作者看重的不是唐宋轉型的“結論”，而是這種方法所注重的政治、社會、文化相結合的“觀察”歷史的眼光，作者以這種眼光來分析宋代以來士人階層形成的獨特性，就看到了宋學的獨特面貌。書中強調，宋代已經打破漢唐士族門第的階層固化，科舉制的形成和完善，讓社會上升流動更為順暢，但“正由于他們不是貴族、士族而是庶族的身份，使得他們必須具有更加宏偉的志向、更加杰出的才華、更加努力的付出，才可能成為社會精英。而且，由于他們從社會底層進入社會上層，故而對整體社會政治有更加深入的認識，他們來自白衣秀才而更少政治抱負，故而對各種弊端有深入的洞察，所以，能夠成為推動唐宋之間政治變革、社會變革、文化變革的社會力量。”如果將這種分析與包弼德的《斯文》和鄧小南先生的《祖宗之法》等宋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相參閱，會有互相啟發之功效。

對于四書在宋代理學中的結構性意義，本書也有許多創新之處。

首先是從知識階層來說，宋代的思想家因為依賴書院，故而其思想創造的主體性更強，更具有個體化傾向，我們一般以濂洛關閩來描述宋代的學書源流，有時還會加上蜀學，具有明顯的學派創始人的思想特征。作者所供職的岳麓書院，本身就是宋代理學的中心之一，朱熹和張栻的“會講”討論是學術史上最為著名的事件，作者本人也是湖湘學和書院學的研究大家，他能充分體會到書院對于宋代學術的影響，以及理學的修身目標。

其次，理本和仁本雙重本體的體認。前些年陳來先生的《仁學本體論》出版，對我們認識宋明理學的思想面貌有了很大的推進，這個推進的核心就是雙重本體的推進，除了我們傳統所強調的天理的本體意義之外，還有與之并行的仁本體。這種概括很大程度上在對理學家除了性理的關注之外，還有對于倫理本體的體認，從二程兄弟以“麻木不仁”來批判那些絲毫不關注民眾生活的現象而言，仁本體很大程度是對道德意識和道德實踐相結合的一種哲學化的表述，因而引發學術圈的關注。作者將道統論和新仁學結合，可以視為是這種思路下更進一步的具體化的討論。

基于社會與思想互動的思路，作者指出四書學所造成的“思想整合”，其一，從客觀條件來看，理學及四書學滿足了唐宋變革后對思想文化的新需求。其二，從主觀條件來看，理學家能夠完成理學及其四書學的思想整合，使其成為士人的普遍化的思想共識。

（原載《光明日報》，作者為干春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