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本《左傳·襄公二十五年》（M．259）殘片，出土于樓蘭古城，約抄寫于公元三至四世紀。圖片選自《嘆為觀紙——中國古紙的傳說與歷史》

由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趙洪雅撰寫、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嘆為觀紙——中國古紙的傳說與歷史》近日出版。該書從考古學與文獻學視角出發，勾勒中國古紙背后的歷史脈絡與文化內涵，重新呈現“西漢是否有紙”“蔡倫是發明者抑或改良者”等學術探討。

作為造紙行業從業者，我們曾實地調研考古遺址并檢驗多數“蔡倫前紙”實物。值蔡倫獻紙1920周年之際，借新書出版之機，特對書中探討的“西漢有紙說”進行淺析與回應。

紙之源　證絮非紙

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強調以“地下之新材料”（即歷史文獻記載與考古出土文物）印證“紙上之材料”，這一方法論深刻影響了20世紀以來的中國學術研究。王國維曾言：“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逼浜诵脑谟?，若古文獻記載未被新證據推翻，則不應輕易否定；反之，當新證據確鑿，則應修正舊說，肯定新論。

關于造紙術的發明，關鍵“紙上之材料”見于《后漢書》：“（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漁網以為紙?！贝擞涊d明確表明，蔡倫首創以木本植物莖皮纖維（樹皮）及麻織物廢料（麻線頭、舊麻布和漁網等）為原料造紙的工藝。

其中“造意”二字尤需關注，它說明蔡倫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對這些原料施加了一系列加工工藝，才生產出“蔡侯紙”。至今出土的眾多西漢時期的類紙物中，確實全部都是麻纖維（包括大麻和苧麻），沒有檢測出任何一種木本植物莖皮纖維，由此可知，采用樹皮造紙系蔡倫首創。而對廢棄麻織物的“回爐利用”，雖未見于早期文獻細節描述，但參照現代造紙工藝，其必然涉及獨到的處理技術，這正是蔡倫“造意”的核心內涵。

此段史料雖文字簡略，但史源可靠。它最早載于東漢《東觀漢記》，由蔡倫同時代的學者崔寔、延篤等人編纂，距離蔡倫獻紙僅四五十年，保存了大量原始信息。范曄《后漢書》對此內容亦予以承襲。因此，蔡倫發明造紙術之說，有明確“紙上之材料”作為依據。

漢代對“紙”的定義，亦需回歸“紙上之材料”。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釋“紙”為“絮一笘也”，意指附著于簾上的“絮”。后《通俗文》補充“方絮曰紙”。從字形來看，“紙”“絮”二字皆從“糸”，揭示其古義指向絲質物——即絲滓經過漂洗、撈起、晾曬而形成的薄片。傳世史料中“以紙蔽鼻”“赫蹏”等稱謂，皆可理解為絲質薄片。秦統一文字后，漢代對同一事物的稱謂仍存地域差異，彼時對“紙”字的指代和理解，與今人迥然有異。在“蔡侯紙”出現前，古人并沒有植物纖維紙的概念。

20世紀以來，我國西北地區出土了許多“古紙”，其中一些被認定為西漢時期的植物纖維紙，這些“地下之新材料”，似與上述文獻記載存在矛盾。然而，能否據此斷定西漢已發明造紙術？答案并非簡單肯定。

任何發明創造皆植根于時代背景。漢代，絲織品為權貴專屬，麻織物則為普通勞動者主要衣料?？壗z所得廢料“敗繭”撈起成片稱“絲絮”；漚麻所得廢料殘渣撈起成片則稱“麻絮”。廣義“絮”或亦含毛織物廢料。此類紡織廢料在漢代社會經濟條件下屬重要物資。《說文解字》中“絮”兼具名、動詞性，其核心用途為填充衣被以御寒?！稘h書·匈奴傳》載漢宣帝賜單于“絮六千斤”，居延漢簡（簡號113.4）亦見“絡絮百卌三斤”的軍需記錄，均以重量計，明確指向其填充功能，而非書寫載體。漢代稅賦亦部分征收布帛、絲絮。在生產力有限的條件下，作為御寒剛需和賦稅物資的“絮”，恐難富余至專用于造紙。

河西走廊沿線烽燧、驛站出土的早期類紙物，多質地粗陋且未見字跡。就其制作初衷與使用場景而言，它們更應被定性為用于填充的“絮”，而非作為書寫載體的“紙”。

紙之用　打漿成紙

“絮”和“紙”的界限在哪里呢？造紙行業有句行話點明了關鍵：“紙的性能是在打漿機里形成的?！?/p>

現代工業造紙品種繁多，已有千余種，不同紙種性能迥異。例如，電容器紙作為電氣絕緣介質，不僅要求薄如蟬翼，還需具備相當的機械強度且密不透風；而水泥袋紙則恰恰相反，需要耐受高溫、高壓并擁有極佳的透氣性。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性能截然相反的紙張，其原料卻完全相同，均為純木漿。實現這種性能分野的核心，正在于操作和控制打漿度。因此，從造紙工藝來說，打漿實為造紙術中最關鍵的一步。書寫用紙的原料如果沒有經過一定程度的打漿，纖維就無法緊密交織，因此僅僅是簡單疊壓堆積而形成的薄片，無論其質地是絲纖維還是麻纖維，只能稱之為“絮”，并不是“紙”。

蔡倫在造紙史上的功績，堪稱偉大。其一，他開創性地拓展了造紙原料來源，將可再生資源（如樹皮）和手工業廢料（如線頭、破布、漁網等）高效利用起來。此舉避免了與民爭利，不再占用新的麻、絲絮、麻絮等重要的生活物資。正是源于蔡倫的“造意”，造紙原料得以從紡織業中獨立出來，為造紙業奠定了獨立存在與發展的經濟基礎。

其二，蔡倫在處理這些原料的過程中，發明并完善了一整套工藝流程，包括切斷（剉）、蒸煮（漚）、打漿（舂）、抄造（抄）、烘焙（晾曬）等。其中，打漿工序尤為關鍵，它是促使纖維相互締結形成紙張并賦予紙張各種性能的核心環節。因此，我們主張，鑒別出土類紙物究竟是麻絮還是紙張，關鍵在于考察其是否經過一定程度的打漿處理。

1957年，陜西省西安市灞橋鎮出土了所謂的“灞橋紙”，有學者認為這是西漢時期的植物纖維紙。我們曾赴發掘地點調查，并分別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和陜西省博物館（今陜西歷史博物館），借助顯微鏡觀察了兩館收藏的全部樣品。經樣品分析后，發現“灞橋紙”有不少纖維束橫過整個紙面，說明原料的切斷程度很差；其麻纖維呈直條狀，類似筷子，纖維間多為簡單靠攏，缺乏壓潰、分絲、帚化（即打漿后纖維發生的物理形態變化）等跡象——這證明“灞橋紙”未經打漿處理；此外，“灞橋紙”出土時位于銅鏡之下，其邊緣部分的纖維并未斷開，而是繞過邊緣又折回紙面，說明這些薄片并非抄造而成，而是纖維自然堆積的結果。綜上所述，“灞橋紙”既未經過造紙工藝必需的剪切處理，也未經關鍵的打漿工序和抄紙前的懸浮處理。因此，我們認為，“灞橋紙”在性質上應屬于以亂麻絮為主體的纖維團，其用途實為銅鏡下的墊襯物。

紙之史　紙道相傳

“造紙術”自誕生之初，其核心目標便是創造便捷的書寫載體?！逗鬂h書》明確指出，“縑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正是這種現實困境催生了蔡倫的“造意”和“蔡侯紙”的問世。

在《嘆為觀紙》中，作者趙洪雅深入還原了蔡倫發明造紙術的歷史背景。永元十四年（102年），東漢開國元勛鄧禹的孫女鄧綏被漢和帝立為皇后。鄧皇后深受儒家禮教熏陶，并大力倡導崇簡抑奢之風。《后漢紀》將其與和帝原配陰皇后對比：陰后在位時，“諸家四時貢獻，以奢侈相高，器物皆飾以金銀”；而鄧皇后則對金銀珠玉毫無興趣，貴族間的年節供奉僅以文房用具為禮，“通殷勤而已”，意即表達心意罷了。正是在這種崇簡抑奢、大興文教的濃厚氛圍下，身為尚方令、負責監造宮廷器物的蔡倫，才得以發明出造紙術。東漢訓詁學家劉熙在《釋名》中釋“紙”為“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恰恰說明蔡倫造紙的初衷：尋找一種能替代昂貴縑帛的材料，它需價格低廉、平整光滑，且如絲綢般適宜書寫。

造紙術為何起源于中國？這背后既有樸素的經濟規律作用，更蘊含著中華文化深厚的人文關懷——關注百姓日用，主張“不與民爭利”，崇簡抑奢，重視文教。這些深植的文化基因，正是造紙術誕生于中國而非他國的深層原因。

如何捕捉并呈現千年歷史長河中事物發展的底層邏輯？這既要求書寫者對社會經濟原理有透徹理解，也需具備敏銳精準的判斷力和對歷史文化的宏觀把握。該書對紙張功用的闡述同樣基于此原則。正因中古時期我國長期面臨棉麻資源短缺的局面，唐宋時期許多今人習以為常的物品，當時都不得不以紙張替代，如御寒的紙衣、紙被（衾），用于陳設的紙帳、紙簾，乃至用于防護的紙甲等。在紛繁復雜的紙制品中梳理出事物發展的主線，并以通俗生動的故事將其串聯起來，正是該書的獨到之處。

作者憑借其考古學學術背景及在國家圖書館工作的研究積淀，將考古學、文獻學與文化史學的“拼圖”聚合起來，讓中國古紙的傳說與歷史在多學科視角的觀照下變得豐富飽滿。期望此書的出版，能幫助更多讀者了解古代造紙的生產流程與關鍵工藝，吸引公眾關注造紙術的輝煌歷史與中國古紙文化的深厚底蘊，并引導讀者在學術探討中形成更為客觀、契合歷史階段的認識與判斷。

（原載《光明日報》，作者為李玉華　張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