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鄭泉水院士相識緣于李澤湘老師。李老師是機器人領域的權威人士，既是著名教育家，也是著名投資家。培養了包括汪滔在內的一批研究機器人與自動化控制的人才，也參與孵化了包括大疆在內的一批國內優秀科技創業公司。當年，李澤湘老師和鄭泉水院士商議進行教育改革探索，要在傳統的應試教育的體系外，走出一條系統化培養科學拔尖人才與創新創業人才的道路。

科學與技術的雙軌演化

工業革命開啟了人類社會顛覆性創新增長進程，其核心是科學發現與產業技術融合，正是這種融合催生了一輪又一輪的產業革命。人類從蒸汽機時代進入內燃機時代，又進入核時代，再進入新一輪以太陽能利用為代表的綠色能源革命時代。與此同時，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使人類開啟了無邊界創造的AI時代。毫無疑問，科學發現是源頭，科學發現牽動了這一系列革命性的產業創新過程。在此過程中，高度相關的科學與技術逐漸演化出具有明顯獨立性的兩條路徑。

首先是過去三百年，科學發現積累了海量知識，一方面科學發現的速度大大加快，另一方面科學范式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曾經，人們皓首窮經苦讀一生，也難以窮盡經典科學的發展脈絡；而如今，借助那些貫穿于科學“平行宇宙”的“蟲洞”，或許能快速掌握最前沿的科學發現進展。如今，我們正需要找到新的“蟲洞”，以直抵量子物理的核心世界。毫無疑問，中國教育應當發現培養一批能夠洞穿科學迷霧并作出重大科學發現的人才。這可能是鄭院士致力于解決的核心問題。

其次是過去三百年，只有一小部分人類的科學發現轉化成了改變世界的重大產業革命技術。簡而言之，科學發現不必然演化為產業革命，但重大產業技術的源頭一定來自科學發現。科學發現是思想，是認識世界；產業革命是實踐，是改造世界。科學成為產業技術、成為實在的物質產品，依賴另一批通過工業工程手段將科學發現轉為產業技術的人，完成從科學到產業的驚險跳躍。這是科學與產業技術革命大潮中兩類功能不同的人才。

對中國教育的三重疑慮

這幾年與鄭院士接觸得更多些，希望通過更多的接觸與觀察，逐漸消除我曾經的疑惑。

我的第一個疑慮是，教育公平的理念可以說是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認知。在中華民族的教育史上，自孔孟及諸子百家肇始，經兩漢、隋唐到宋代形成的科舉制度，保障開科取士的公平，被歷朝歷代奉為圭臬。鄭院士將錢學森班從清華引到深圳會影響教育公平嗎？

第二個疑慮是，教育公平強調的是后天育成，致力于消除遺傳因素的影響，致力于消除家庭與社會因素造成受教育的不公平。然而，當我們強調培養戰略性科技人才時，這種基于因材施教的培養模式是否會成為面對少數人的英才教育？自高考制度恢復以來，中國高等教育實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不僅辦學規模持續擴大，教育質量的提升同樣十分顯著。盡管高考試卷的差異化程度穩步提高，但高考制度的“應試”教育方式仍廣受詬病，靠“刷題量”而不是創造性思維和創造性能力決定高考錄取的爭議也仍然突出。即便如此，其在保障社會公平層面的作用，仍是有目共睹的。創新時代呼喚創新人才，如何平衡教育公平性和創新拔尖人才培養，仍然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個疑慮是，我們格外重視基礎，這既是顯著優勢，也存在突出弊端。傳統教育中“死記硬背”的模式，雖能讓學生打下扎實的知識基礎，卻也容易導致創新動力的不足。面向新科技革命時代的科學創新教育，要求既懂“樹木”，更要能夠把握科學“森林”；要重視基礎知識，更要重視對學科體系的完整把握；既要關注單一領域的深度，也要重視科學圖譜中的交叉認知，增強從多視角、多學科突破的能力。因此，如何合理平衡“記憶基礎知識”與“貫通學科知識”，成為當前教育必須重視的關鍵課題。在現實中，盡管深化與升華愛因斯坦的偉大發現仍然是物理學界的重要研究領域，但光芒四射的量子力學已經逐步成長為新的科學發現的主戰場。

創新教育的內在要求

行筆至此，將鄭院士探索的意義定義為：面對浩如星海的科學發現，以通求約，約而聚焦，產生突破，可能是合適的。

我深深體會到，科學創新人才的培養要改變的是教育方式，在保證教育公平的同時，轉變教育理念，加大教育體制改革，將創新教育引入基礎教育，大大提升本科甚至是高中教育階段對前沿科學的認識。

科學創新人才的成長與發展，并非由先天遺傳因素決定。將最新、最前沿的科學知識提早引入教育過程，是啟發性、激勵性創新教育的內在要求。誠然，小學生背誦乘法口訣、中學生熟記基本科學定理，這類強迫性記憶往往顯得枯燥無味。但這一過程，實則與專業運動員通過成百上千次重復基本動作形成肌肉記憶異曲同工——能否將簡單的基礎訓練重復得精準、不變形，正是專業運動員與業余愛好者的根本區別。而在扎實掌握這些基礎的前提下，突破性創新能力與創造能力的提升，便會成為科學創新人才或重大科技創新人才脫穎而出的核心標志。

（原載《北京日報》，作者為唐杰）